(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的社交媒体周四 (2月6日) 经历了不平静的一夜。 大约自周四晚间9点30分起，微博与微信上陆续出现新冠病毒吹哨者李文亮医师的死讯，而到了约晚间10点40分，中国各官媒在《生命时报》“证实”他的死讯后，便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哀悼。

此后，中国网民开始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哀悼李文亮的死，甚至有不少网民对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表达愤慨。 1月31日，李文亮于从病床上将1月3日被武汉公安局要求签署的“训诫书”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这张照片也瞬间成为周四晚间社交媒体上最为广传的内容之一。

直至北京时间周五 (2月7日) 下午四点为止，关键词“＃李文亮去世”在微博上有超过4亿的阅读量，另外也制造了35万的相关讨论。 此外，中国网民甚至从周五清晨开始，关键词 “#我要言论自由#” 也开始在微博上受到高度关注。 微博数据显示，到北京时间周五清晨五点为止，“#我要言论自由#”已有超过180万的的阅读次数，并制造了8164次讨论。

虽然微博在北京时间周五上午九点多审查了与“言论自由”相关的关键词，这个现象仍然在网络上制造了不少讨论与关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ilson Center) 的研究员钟瑞告诉德国之声，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很快便意识到，他们需要透过实际的集体行动才能有效的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她说：“对抗疾病与对抗天然灾害一样，政府必须不断提供人民准确又实时的信息，这样人民才知道如何应对。然而，武汉政府在新冠病情爆发初期，便没有做到这一点。李文亮在疫情初期试图将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分享给其他同事，希望能藉此让这个警讯传遍武汉其他地方，但是当时武汉政府将他提供的信息，视为毫无价值的讯息。 所以当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传开时，许多中国人都对这个消息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

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则认为，李文亮在世时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吹哨者。 他只是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而许多中国人透过这个普世价值观，与李文亮的际遇产生某种程度上的链接。 她告诉德国之声：“李文亮的死显示在中国这个充满骗局、压迫与零问责制的社会中，任何人都可能轻易失去生命。 ”

即便如此，钟瑞与王亚秋都不认为这股从社交媒体上发起的动能，可以对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产生决定性的冲击。 钟瑞指出，中国政府通常会允许人民对地方政府说出批判性的言论，但是当网民开始将矛头指向共产党或习近平本人时，中国政府便会开始封锁账号及审查内容。 她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对特定言论的审查与中国人民如何躲避这些审查，都会因不同的议题而产生不同的结构。 ”

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表示，与过往其他灾害不同的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不仅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所有的人民，它的影响期可能更长。 然而，她说过往的经验显示，每当中国政府决定紧缩言论自由的空间时，它们总能在短时间内让中国的公民社会噤声。 她告诉德国之声：“打压公民社会是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十分擅长的一件事。 ”

然而钟瑞认为，中国社会赋予新冠病毒的污名、各大城市基本物资的长期缺乏与人民因政府处理疫情不当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会让这个公共卫生灾难，渐渐演变成一个多面向的安全议题，而中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必须从各个面向来处理从新冠病毒疫情所衍伸出来的问题。 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所目睹的现象，会在短期内迅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