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是中国著名的“村上专业户”，最初接触村上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林少华：应该说，翻译村上小说纯属机缘巧合。八十年代末我正在日本留学，挖空心思做一个名为“中日古代风物诗意境比较研究”项目，对风靡一时的红绿两册的《挪威的森林》根本不屑一顾。直到1989年，在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极力推荐下，我才半推半就地译起了《挪》。我不想假装清高，当初的心态无非是为了多赚点外快。

德国之声：从此一炮打响，一发而不可收拾？

林少华：其实一开始并不算走俏。89年首印3万册，封面设计是一个不甚漂亮也不甚年轻的裸背女子。里面目录由编辑分章加了标题，如“月夜裸女”、“同性恋之祸”等等，害得我都不好意思送人。而且正逢政治风暴，国内政审极为严格，而《挪》又有明显的涉“黄”段落。出版社踌躇再三，直到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官员高瞻远瞩地道一声“好书” 才得放行。这“裸背”版总共印了4次，印数约10万册。《挪》在中国的真正畅销是98年改版之后。由于装帧新颖、纸质精良，上市后倍受“小资”追捧，两年之内，印数已逾20万册。到目前为止，《挪》16年来仅正版就印了140余万册，堪称外国文学作品的传奇印数。

德国之声：为什么村上作品在中国被称为“小资”读本？

林少华：“小资”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有文化有教养，比较讲究生活情调和精神品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将成为“中产阶级”。我个人认为村上作品被贴上“小资必读”标签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村上最杰出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的玄秘和疏离，非常契合当前中国深感孤独和压抑的青年读者的精神需求。

德国之声：您本人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村上迷，曾说村上文字深合自己的脾性和笔调。在您翻译的32部村上作品中，自己最中意哪一部？

林少华：我个人比较喜欢《舞！舞！舞！》，字里行间体现了一种细腻的人文关怀，主人公的年龄是34岁，与我当时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但就文学价值而言，《奇鸟行状录》也许更胜一筹，演绎出不亚于魔幻小说的大跨度的想象力，而且在题材上有重大突破，开始探索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悲剧性对决。

德国之声：您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如何拿捏好忠实原文及加工创作的尺度？

林少华：西方有一种说法，“翻译如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但优秀的译者非要把既漂亮又忠实的女人追到手不可。为此必须动用创造性。至于我译文中创造的成分究竟有多大，这很难量化。村上本人也搞翻译，也是个翻译家，他说文学翻译最需要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充满个人偏见的爱”，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唯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他的至爱。

德国之声：网上一直有大陆林少华与台湾赖明珠的译笔之争，如果对比林家铺子和德版村上的行文风格，也会发现后者更加质朴洗炼。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

林少华：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就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了几个古雅的文言词儿。日本文学好比日本料理，口味清淡，但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了。我无非是给村上作品多加了几克盐而已。

德国之声：您一直通过作品来与村上“神交”，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是在什么时候？印象如何？

林少华：2003年1月份我第一次见到了村上。当时我正在东京大学做学术研究。我们在他的事务所里见了面，气氛很轻松，谈话也很愉快。见面的感觉和想象中的差不多，他让我想起了他小说里的那些男主人公，就是“心不化妆”的那种人。讲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桌面，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全然没有大作家派头，也不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一般日本人。

德国之声：村上春树不仅仅是亚洲籍的畅销作家，他的文字已经成为世界共通语言，形成了不可思议的“村上现象”。为什么他能够打破地域的局限？　

林少华：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对此倒是有个概括性说法，他认为：“村上春树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民族意识，写完后还会反复检查，抹去所有的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

德国之声：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最近出版的《东京奇潭集》，村上的思想和笔触都有哪些改变？

林少华：其实村上的转变早在10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更为明显。简而言之，是从一个作家转变为知识分子，主要是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质疑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认为日本“没有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 。可以说，村上不仅仅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小资”情调，他还是一个斗士。放弃超然的置身事外而勇敢介入，放弃绝望而重新点燃希望，这也许是近年来村上春树的最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