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这份文件含有28个要点，它把因外国需求减少而失业返回农村的约两千万农民工与国家安全直接联系起来。文件指示地方政府要尽力防止紧张形势升级。同一天，胡锦涛主席要求解放军高级指挥员，面对可能出现的冲突，要遵守纪律，密切注视形势发展。

“与官方统计的每年8万起'群体性事件'相比，政府预见的景象显然潜伏更大暴力、威胁也更为严重。过去，动乱仅局限于地方，大多因地方干部胡作非为所引起，主要涉及拆迁和未给予补偿等问题。至今还没有发生因贫困和绝望揭竿而起的事件，但现在看来，政府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文章回顾中国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历朝历代一向把农民满意与否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准。所以，"一号文件"的关键在于安抚农民。文章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现状：

"据国家农业调研中心估计，农村百分之四十的收入来自在城市工地和工厂打工的群体。这些年，有他们打工，农村人均年收入才上升到4700元人民币。但是，许多农民和现在返乡的农民工不再拥有原来维持生计的手段，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把土地转给了房地产开发商，自己却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他们真正一无所有：没有土地、没有国家保障、没有私人保险、没有工作。

“农民工的形成一开始就是棘手的权宜之计。为农民设计的这一角色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国必须保持稳定的需求。今天看来，中国过分相信世界经济能长期有效地运转下去。"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注意到，中国高级政府官员正在考虑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农民工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获得社会地位。文章最后写道：

"如果确实贯彻这样的改革，中国面临的变革不会小于九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私营化时的变革。整个经济水平会一下子得到提升，更高的社会保障和更好的教育将要求提高税收和工资水平。对于外国买主来说，这意味着必须为更高价值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包含着风险，因为中国作为廉价生产国的熟悉角色将发生变化，结果如何很难说。不过，全球危机可能促使这样的突然飞跃。不管怎样说，中国农民的处境将再次引发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次将影响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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