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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Perry Link
2024年6月4日

曾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是历史了。忘了吧。往前看吧。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足够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 Wallace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时,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香港六四纪念馆展出的历史图片图像来源: DW/Vivien Wong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是如同今天中国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说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大国侵略他自己。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2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2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本文作者、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图像来源: DW/P. Kong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的想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得。但也是跟朋友们一道记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在政治上提到"利益"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也是把世界带到沟里去的那样一个转折。但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得走着瞧。

我们记得六四,是因为只有通过记性,这种事儿才能在脑子里存在。 难道能够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 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香港维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2015年图)已成追忆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D. de la Rey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9年5月30日。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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