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仅仅就视觉感受而言，这个袖标确实很显眼: 德国队队长诺伊尔的五彩袖标同他的队服很搭配。当然诺伊尔佩戴这个袖标是要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无论你是同性恋、变性人还是双性人，你都是我们大伙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在踢球。至于右翼群体对此持异议，这里暂时不予讨论。
欧洲足协不应指手画脚
不过，这条五彩缤纷的袖标确实曾一度引起争议。周日晚间，德国足协证实了欧洲足协正在就此事展开调查。不过，正如德新社报道的那样，欧洲足协完全没理由对此事指手画脚。德国足协也通过推特表示，彩虹袖标是德国队支持“多元化”的姿态，是件“好事”。
德国足协此前曾表示，“按照相关规则，球员必须佩戴由欧洲足协提供的官方版袖标。”但德国足协同时也表示，每年六月都是体育界支持多元化，声援“同志骄傲”的时期。德国足协发言人格雷特内（ Jens Grittner）表示，诺伊尔佩戴彩虹袖标，是整个德国足球队认同多元化、开放、容忍，以及反对仇恨和歧视的象征。”
右翼群体对此事做出的激烈回应，也恰恰能够说明德国队发出这样的信号确有必要。就像当年德国选项党联邦议院党团代表团主席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对德国国家队黑人球员博阿滕 （Jerome Boateng）进行的人身侮辱一样，（高兰德曾表示，‘作为足球运动员，人们会觉得他很好，但人们不会愿意和他做邻居。’）现在又有一名选项党成员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以至于该党议院党团代表团主席威德尔不得不出面发表声明，试图息事宁人。
德国教练勒夫和德国队员在一起。图像来源: Federico Gambarini/dpa/picture alliance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曾常年担任莱法州议院选项党主席的荣格（ Uwe Junge）曾发推文称，诺伊尔的彩虹袖章是条“基佬 ”袖标。后来他虽然删除了这条推文，并表示：“对于使用‘基佬’这个词汇，我表示道歉，但我的观点不会变，那就是这种袖标不应出现在国家队队服上。”威德尔发推称：“荣格今后只能以党外人士身份讨论选项党了。” 看来，在发挥团队精神方面，选项党还有很多需要向国家队学习的方面。
欧洲杯刚刚进行一周，就已经因其浓重的政治色彩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英格兰队每次开赛前，都会单膝跪地，表达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至于此举是否会被本国球迷喝倒彩，主教练盖雷斯·索斯盖特（ Gareth Southgate ）并不在乎。他甚至还向本国同胞们发出公开信，向他们解释跪地行动的意义所在。欧洲足协显得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总体而言，欧洲足协反对任何将体育政治化的信号。根据欧洲足联章程，任何利用体育活动表示非体育性主张的行为，都有悖足联的行为准则。不过，欧洲杯期间反对种族歧视的行动则受到了欧洲足联的明确认可和赞赏，就连裁判员也参与了跪地行动。
英格兰队员单膝跪地抗议种族主义。图像来源: Carl Recine/REUTERS 慕尼黑不是布达佩斯
下周三，这场有关彩虹袖标的争论将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目前在德国国家队的主场慕尼黑，人们正在热烈讨论是否届时应在慕尼黑安联体育场用灯光打出彩虹效果。慕尼黑市长莱特（Dieter Reiter）已于本周一向欧洲足联提交了相关的申请。莱特对德新社表示: “ 这将是为宽容和平等发出的重要信号。” 与此同时，匈牙利议会刚刚通过一项法律，对青少年在同性恋和变性人方面的知情权做出了限制。这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一项重要诉求。这一背景更增加了慕尼黑球场彩虹灯光的象征意义。
慕尼黑的安全部门届时还会有其他的顾虑。匈牙利队迄今为止在布达佩斯进行的两场比赛中，观众席上都曾出现所谓“喀尔巴阡旅”成员的身影。安全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一支由新纳粹分子组成的准民兵组织。他们反对同性恋，宣扬种族主义思想，并行纳粹军礼。将他们简单定义为“问题球迷”显然有些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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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英格兰人创立了英格兰足球总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很快人们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关系和平与战争的运动。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1914年圣诞夜：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和德军士兵达成了一次未经授权的停火协议。这一圣诞和平夜从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的伊普恩（Ypern）开始，延伸到整条西部战线。双方部队纷纷将阵地装点打扮一番，互换礼物，还踢了一轮足球。
1938年4月3日，德国队与当时有“梦之队”之称的奥地利队进行一场比赛，以庆祝“政治结合”，而事实是纳粹德国当时吞并了奥地利。马蒂亚斯·辛德拉尔（Matthias Sindelar/图左）率领奥地利2：0获胜，并在一堆纳粹政治党人面前疯狂庆祝。同年，辛德拉尔还拒绝代表德国队参加在意大利进行的世界杯。1939年，他被发现死于家中床上。死因：一氧化碳中毒。
体育界反纳粹力量的另一标志是斯塔特足球俱乐部（FC Start）。这支由乌克兰被强迫服役劳工组成的足球队两次击败德国空军球队。1942年8月9日，他们赢下第二场比赛后，9名球员被关进集中营，其中7人身亡。据说，球员们在之前就知道赢下对手意味着怎样的后果。
1953年11月25日，匈牙利在伦敦温布里球场迎战东道主英格兰。两队当时都被认为是世界顶尖球队，而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场比赛也很显然被视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普什卡斯（Ferenc Puskas/图左）率领的“社会主义者”6：3击败了“资本主义者”，并让英格兰人90年来第一次在主场落败。
世界足球史上最知名的一对“冤家对头”无疑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直至今日，双方之间的对撞总能碰出许多火花，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根源：1939年到1975年的军政府统治期间，皇家马德里是独裁者弗朗哥将军的“宠儿”。而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塞罗那则一直被视为左翼阵营的俱乐部。
1969年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引发了战争：萨尔瓦多战胜洪都拉斯的结果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双方都有人员伤亡。两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积怨已久，而这一事件终于成为引爆点。萨尔瓦多出兵入侵洪都拉斯，这场历时100个小时的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000到6000之间。
就在同一年，足球却在非洲达成了停火的效果：阵中拥有“世纪球王”贝利的巴西桑托斯队在尼日利亚城市贝宁（Benin）进行一场友谊赛。为了看贝利踢球，内战各方都放下了武器。不过桑托斯队的飞机刚离开，他们就又打成一片。
豪尔赫·魏地拉将军（Jorge Videla）掌握阿根廷统治权的时候，该国已经确定将主办1978年世界杯。不过，有些球员依然对残暴的军政府表达了反对的声音。比如曾随德国队赢得1974年世界杯冠军的布莱特纳（Paul Breitner）就呼吁拒绝与军政府高层将领握手，而荷兰队干脆全队向后转，背对那些将军们。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足球是对抗这一政策的最重要催化剂。以抵抗运动领袖人物曼德拉妻子命名的“温妮曼德拉足球俱乐部”当时是被追捕的政府批评人士的庇护所。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南非国家足球队成为所有国民心目中的重要身份认同象征。
五年内战让科特迪瓦满目疮痍，当时刚刚拿下世界足球先生头衔的国家队前锋德罗巴（Didier Drogba）建议，将与马达加斯加的一场比赛放在叛军首府布瓦凯（Bouaké）举行。5：0的大胜如同是为和平协议签署举行的一场庆典，仅仅几周之后，政府和叛军就在同一个球场共同举行了销毁武器仪式。
1998年，美国队和伊朗队在法国世界杯上“狭路相逢”。德黑兰的宗教领袖们试图把这场比赛渲染成“真主子民”与“邪恶撒旦”之间的对决。但比赛之前，伊朗球员们却向美国小伙子们送上了鲜花，大家还肩并肩的合影留言。
在1982年到2002年之间，经历了苏联入侵、内战以及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基本与足球无缘。直到今年夏季，阿富汗领土上才进行了第一场正式足球比赛，时间是2013年8月20日。而仅仅三周之后，阿富汗队就获得了第一个国际赛事冠军：南亚杯。
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但是，当波斯尼亚队今年获得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参赛权，从而首次成功进军世界杯决赛阶段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族群都为此欢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