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国人抱怨欧盟现在对中国的批评比以前要直接，他们说，现在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正向批评中国的方向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瓦科尔：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是2003年。当时欧盟理事会秘书长索拉纳将中国列入欧盟致力于与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名单之中。当时中欧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不和谐的气氛。此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许多领域中，欧盟对中国持越来越多的批评意见。当然，这与双方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化有关。显而易见，接触越多，产生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认为，欧盟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或许颇有些幼稚的相信，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改革开放，中国在政治上也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的民主体制。但这并没有发生。中国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的制度，也不愿做出改变。因此，欧盟内部对中国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德国之声：您认为欧盟的这一转变是否与欧盟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有关系？例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德国总理默克尔。

瓦科尔：萨科奇的政策如何，目前我们还无法下定论。萨科奇11月25日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此行之后，我们才能看出他与其前任希拉克相比，对中国是否更多的持批评态度。希拉克非常重视也坚决支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至于默克尔总理，她当然也已经强调要延续德国的对华政策，但比如她在出访中国期间，与民间组织和记者代表举行了会晤。对中国的批评，以前都是在双方的不公开会谈中进行的，但默克尔在公开场合发表了批评意见。这当然与领导人的执政风格有关。但她的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欧盟内部的对华政策倾向。欧盟以前一直将中国当作市场和投资地点。但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而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也超出了欧盟的预计。

德国之声：欧盟批评中国的另一点是关于中国与非洲的一些独裁政权合作，例如与苏丹。您认为欧盟的这一批评是否有道理？

瓦科尔：中国对此做出的解释是：首先，中国几乎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有合作，除了大概四个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家以外。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仅仅是与那些不受西方欢迎的国家合作，例如苏丹和津巴布韦。第二，中国在发展的先后顺序问题上与西方国家持不同看法。中国认为，这些国家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然后才是实现法制、良好的政府管理以及解决人权问题。与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相比，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而西方国家认为，良好的政府管理、法制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关联的。

西方国家因此指责中国在向这些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时没有要求任何政治上的附加条件。在苏丹问题上，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苏丹投资的国家。印度也在苏丹进行了投资。马拉西亚在苏丹也有自己的原油公司。所以，并不是中国只与那些所谓的“邪恶国家”结成联盟，而是因为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开始在非洲投资的时间很晚，许多非洲国家已经有了来自西方国家原油领域的投资者。对中国来说，剩余的投资空间很小，选择很少。

因此，中国的投资并非必须受到指责。而西方在这一问题上也往往持双重标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必须逐渐意识到，在一个国家投资时，该国的政治情况并非毫无关系。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工程师被绑架或者中国人成为袭击的牺牲品。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时间。西方国家有时也经常为了我们认为所谓更高的利益而置价值标准于不顾。

德国之声：欧盟内部国家的利益其实也有分歧。因此，欧盟究竟有没有共同的对华政策呢？

瓦科尔：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无法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对华政策。例如在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我们看到，欧盟内部持不同的意见。而在经济上，尽管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负责制定贸易方面的政策，但欧盟各国家在对华贸易中也是竞争对手。各国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台湾问题，欧盟应当考虑是否确定一个始终坚持的立场。这方面的努力，欧盟近年来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