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生常谈，也有邓小平当年留下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的训条。然而这一次，在欧盟大旗迅速扩展的势头面前，世人都吃了个不大不小的惊。2002这一年，先是欧元横空出世，后是北约顺利东扩。12月13日，10个前苏联集团的东、中欧国家被接纳为欧盟成员国，欢欢喜喜，分享圣诞前的最后一次大聚餐。

短期利好，长期利空

欧洲是中国的战略伙伴，经济和政治的联系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一个强大的欧洲更有着制衡美国的特殊意义。那么，如何看待欧盟东扩对中国的影响呢？

从柏林墙倒塌到今天，世界经历了风云变幻的13年，这个“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新秩序并没有像中国一直期望的那样，形成世界多极化体系，而是“一超多强”－美国一极独大，欧盟，俄罗斯和中国都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空前强化。中国政府通过亚太经合会议、江泽民访美、反恐合作和朝鲜核武问题磋商等一连串示好举动，才得以暂时避开“邪恶轴心”的锋芒。

这次欧盟东扩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强了欧盟的实力，欧盟在世界舞台发言的声音更大了，从而能够成为真正的一极。这正中中国的下怀。欧盟这一中国的战略伙伴强大了，中国在短期内多了一些回旋的空间，大可以轻松一下，继续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

但是，欧洲的统一却并不意味着未来欧洲可能介入亚洲事务，更不用说可能在愈演愈烈的中美对抗间充当缓冲。今后，欧盟25个甚至27个成员国间的任何政策协调都将因决策的复杂化而倍加困难，而东西欧之间的经济落差，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冲突将使新的欧盟无暇他顾。这么一来，对于中国而言，新欧洲对美国的牵制只是有限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来看，中国仍然必须直面与美国的冲突。

另一个可能对中欧关系发挥深远影响的长期因素，是欧盟东扩后内部合法性的加强势必要求欧盟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更多的强调人权、民主的标准和价值观。中国在现行体制下很难不与之发生冲突。

欧洲道路能否在亚洲重复？

把视野放到整个东亚与东南亚，欧盟东扩就多了些竟争的味道了。与欧洲相比，东亚作为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新兴地区，冷战的痕迹并未消除，政治上仍然停留在战国时代，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一直是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角力的主轴。在欧盟东扩的示范效应下，中国如果有意继续建立多极体系，整合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集体安全机制就成为一个迫切的战略环节了。

所以，亚洲的一体化也正在悄悄进行。就在11月，中国甩开韩国和日本，与东盟10国签署了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一个泛东亚的经济共同体正在形成。但是，欧洲的道路是否可能在亚洲重复？东亚地区能否引入欧盟式的、超国家主权的制度甚至宪法？中国是否有能力担当领导角色，并且协调与美、日的关系？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欧洲之父”法国人莫内创立煤钢联营，曾经有效化解了德、法两国因为战争产生的互不信任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奠定了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今天欧盟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得承认，今天欧盟的历史性东扩，却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西欧民主社会的实践和交往之上。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尤根－哈伯马斯，在去年的一篇论及欧洲宪法必要性的文章中，把欧洲统一看作欧洲市民社会模式的延伸，酝酿中的欧洲宪法也是哈伯马斯意义上的新的公共空间的创造。

相比之下，在“亚洲价值观”随着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破产之后，未来的泛东亚经济共同体将建立在一个怎样的政治信念基础上，就显得非常可疑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普遍的威权体制也不利于促进更高层次的政治互信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些与欧洲道路间的巨大差异，不能不使我们对中国－东盟共同体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有必要在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之外，从社会和价值观的角度解读欧盟东扩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