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决策权”的安排，其实早于2000年签订的“尼斯条约”已作出具体规定。然而去年10月许，却在“《欧盟宪章》起草委员会”的建议下，突然要求把原先决定的“特定多数”表决方式（议案获得72.27%的票数即可通过）改变为“双重多数”方式，即议案需要50%成员的“绝对多数”通过之外，还要具有“60%欧盟人口的代表性”方能通过。如此一来，人口较多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自然取得了“双保险”；而人口较少的国家，其决策权便相对降低。该建议提出后，随即受到西班牙与波兰的坚决反对。根据欧盟的进展流程，《欧盟宪章草案》应当于本年5月签订，明年或后年生效。果真达不成协议，“决策权”的安排便只好仍旧根据“尼斯条约”的规定执行，有效期直到2009年为止。这期间，德国、法国是否会采取其他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有待观察。据报道，欧盟数日前所作出的“暂不增加财政预算”的决定，已反映出德、法采用“缩紧财政资源”的办法，对迫切需要财政支助的新、老成员施加压力。

持平而论，德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人口最多的成员，过去在“决策权”的安排上，一向落落大方。如今连同法国一道，斤斤计较、步步为营，其原因自然要从“尼斯条约”签订之后，因伊拉克战争而导致的欧盟内讧去找寻。

欧洲意识还是美国利益优先？

冷战时期，中西欧国家长期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么一个区域性协防机制加以保护，其现实需要，无论从法理、合理性或国家利益角度观之，均无懈可击。然而冷战结束后，欧洲人自然而然地对建立“大欧洲”表示兴趣，同时又对北约组织今后的存在合理性表示怀疑。出于以上考虑，八、九十年代之交，欧洲联盟除了决定扩大之外，还决心建立自己的“外交、安全政策”。至于美国，冷战结束后遽然取得独占鳌头地位，其现实考虑不再涉及法理与合理性问题，而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扩大国家利益。而其侧重点，恰好在于防止任何区域处理自己的安全问题，和防止任何地区形成一个足以向美国挑战的新势力。由是，美国一方面要维持美、欧之间日益扩大的军事差距；另一方面则要求北约组织改变其传统协防功能，并使其军事活动跨越成员国的领土范围（out of area），成为一个兼负政治任务的美国作战工具。

欧盟主要国家如何应对美国政策？

首先，法国基于戴高乐以来“欧人治欧”愿望，对建立“大欧洲”自然表现得最为积极，因此也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张。1966年法国曾有过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系统的经历，今后也不能排除与该组织分道扬镳的可能。在法、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促使法国与俄罗斯之间加强合作，也并非不能想像。实际上，如今冀望通过德、法、俄三国合作，以作为对美国的跋扈加以制衡的手段，至少代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派和左派的意见。

英国于冷战结束之初，由于受到“欧洲意识”的感染，一时赞同“马城条约”赋予欧盟扩大和建立“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任务。但随着巴尔干纷争的恶化，却恢复了传统的美、英“铁板”关系。对英国说来， 紧跟美国，则英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一旦脱离美国，就只能在欧洲区域屈居第二或第三地位。鉴于此，要求英国为“欧洲意识”效命，似乎就像期待英国与欧洲大陆地理上结为一体一样的难。

德国，毫无疑问系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国。德国政府于统一后固然迅即作出了“停留在欧盟框架内”的选择，却又不时表现出“摆脱战败国阴影，恢复区域大国的正常地位”的冲动。而其最大败笔，则在于挑拨南斯拉夫的民族关系。德国之着意鼓吹削弱南斯拉夫，与该国负责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党的作为不无关系。所谓欧盟的自由民主党团，泰半有反犹、排外、接受“特殊国家”（包括伊斯兰教国家、台湾等）财政支援、贿金的特点，德国自非例外。论及南斯拉夫瓦解的后果，一是首次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了两个由美国扶持的伊斯兰教政权（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二是勾起东欧国家的不快回忆和对德国的防范；三是曝露欧盟的弱点，同时又突出美国的领导作用。严格说来，直到1999年，当美军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之刻，德国政府方察觉到美国的无法无天与事态之严重。此际，德国虽然醒悟后冷战时期维持和平的重要性，但已无法挽回许多东欧国家顺势投靠美国的局面。于是乎，欧洲联盟由此分裂为“接受美国霸主地位的新欧洲”和“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老欧洲”。该两“集团”之间的分歧，最近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尤其是一览无余。德国，这个始作俑者，至少在自我定位和政策稳定性上远不及法国之牢靠，今后万一改弦易辙、靠拢美国，也不会太过令人感到意外。

意大利、西班牙均系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欧洲大陆国家。意大利的理由较为单纯，即执政的极右派政党饱受德、法奚落，因此借伊拉克问题还以颜色，并通过对美国的支持来摆脱国际孤立。西班牙则为了争取更多决策权和财政补助，一向与德、法争执不休；同时也对“有更大补助需要”的东欧国家的加盟不表热衷。去年，更是借“积极支持反恐”姿态，来化解西班牙民众对“政府在巴斯克恐怖活动问题上束手无策”的不满。不难设想，一旦意、西两国的执政党更换，其政策摆向再度与“老欧洲”趋同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最后，所谓“新欧洲”，最引人注目国家就是波兰。波兰近数百年来始终是受俄罗斯与德国蚕食、瓜分的对象，如今虽然为欧盟所接纳，却担心沦落为“德、法、俄”轴心的偏房。此际突然得到美国的青睐与大幅援助，似乎举手投足之间就能牵动欧盟的中枢神经。就德、法两国的考虑，接纳波兰意味着给予该国大规模的援助，然而却可能添增一个比英国还要难缠的“第五纵队”。考虑到还有许多求入欧盟的国家（如罗马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牙）已纷纷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因此与其为了虚假的“区域统合”进一步“和稀泥”，不如暂缓统合的步伐，从而给予新盟友更多培养“欧洲性”的时间与机会。至于“老欧洲”，既然在过去“六国核心”的基础上能够取得长足进展，今后也不该为了新成员的“磨合困难”而放慢脚步，由是德、法两国推出了所谓的“双速欧盟”口号，即由若干“核心”国家先行，以带动“后进”国家。“双速欧盟”的构想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本年5月份欧盟将由15个成员正式扩大为25个，同时此后所有成员都有一定的决策权，换言之，只要任何政策构思在台面上无法进行商议，“核心国家”之间唯有在“制度外”进行暗盘交易，而如此行事，则欧盟等于名存实亡。

“大欧洲”还是“合作社”？

就笔者观察，处于后冷战时期的欧盟统合、整合政策，似乎犯了“露底”的大忌。如果1991年不那么大张旗鼓地声扬建立“共同外交、安全政策”，而只是潜移默化“做而不说”，应当是可以避免美国的“先发制人”和如今的被动。除此之外，冷战后约莫有10年的光景，欧盟国家积极支持过美国的东征西讨，如今想“脱队”就很难自圆其说。一年来美国的大棒政策的确打掉了不少“老欧洲”国家的志气，短期内欧洲联盟是否能够挺下去关键固然在于德国的选择。但长远看来，决定性因素还维系在对美国可产生真正威慑作用的俄罗斯。只要俄罗斯从善如流，改革顺利，则今后“大欧洲”的实现还有一线希望，否则，欧盟就至多能发射点“区域性经济合作社”的光芒。

(俞力工/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