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里亚对人口受控增长与一国经济力增长之间的必然关系提出质疑。这位专家首先对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提出批评。“新苏黎世报”报道说：

“兰德里亚指出，该（一胎化）政策代价高昂，过去30年里，中国一共实施了8亿2600万次结扎手术，除了生育自由的损失外，还形成了偏重男性后代的意识，独生子女家庭成了独子家庭。

“如今，中国和印度都缺乏女性，…然而，这并未导致女性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不受欢迎的女婴和妇女被打胎或贩卖。在中国，从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由于对妇女的医疗卫生保障恶劣，女性死亡率甚至有所提高。”

“新苏黎世报”引述兰德里亚教授的话指出，“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出现大量非法生育和行贿受贿行为。在中国，有1亿2000万到1亿5000万新生婴儿没有登记，原因是，父母害怕受到当局制裁和惩罚。某些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则通过接受贿金而同意有第2胎。

“新苏黎世报”援引苏黎世大学人类学教授兰德里亚的话最后指出：“不论印度和中国在实施严格生育政策方面有何不同，两国试图通过生育控制来提高经济及富裕程度这一主要动机都缺乏根据。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思路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这一设想的出发点是，将人口增长率保持在某一水平上对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似乎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对两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几乎都没有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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