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卢四清曾是中国湖南省中南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那一年，校园里先后惊曝四例自杀案例，原因无非是繁重的学业压力和渺茫的就业前景。15年后的今天，相似的悲观情绪又在莘莘学子身上重现。现在香港人权中心工作的卢先生警告说：“这种蕴含在大学生中间的不满和忧虑有些象暴风雨前的乌云，情况令人联想到1989年学运之前的预兆。”

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消息，2003年是1999年中国实行高校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从2002年的145万猛增至212万人。其中仅北京地区的研究生、本专科毕业生就高达11.2万人，增幅为26.3％。因扩招而受惠的这200多万年轻人开始吞咽生活的苦酒，“毕业即失业”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只是一句戏言。就业困难不仅对个人，也对家庭和政府形成压力。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不再是人才市场的宠儿。一位现年24岁、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陈德丰（音译）说：“以前只要跨进清华大学的门坎儿，工作自可手到擒来，高枕无忧。今天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大家都在拼命争取高分，作为日后跻身企业的敲门砖。”

大学生工作难找，起薪也一再降低。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统计数字，同前年的市场行情相比，去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身价已经缩水30％。知名就业问题专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近日指出，高校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不配套，注定了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求职艰难，学有所成而就业不成。

莫荣指出，不少高等院校的专业及课程设置缺乏科学的需求预测和规划，存在随意性。有的高校盲目追逐热门专业，致使学生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毕业产出与社会需求不成比例，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有的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不是面向市场需求，而是单纯立足于自身师资条件，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结果长线更长，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太和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张勋（音译）认为：“中国官方应该多多鼓励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一味把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上。对于许多企业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身具一技之长的职业技工，而不是学府出身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是否该扩招？高等教育是否该普及？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六十年代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一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所谓“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即“高等教育的存在理由”。

追根溯源，这个“理由”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传统。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城邦如雅典，二十万奴隶有职业、有分工、有“铁饭碗”；五万贵族和平民却是没有职业、没有分工的“闲杂人员”。这五万人的闲杂状态，就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状态”。相对职业分工而言，这种“自由状态”当然是一种高贵状态——成天躺在地中海的阳光海滩上，辩论几何和哲学等高贵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年，直到西方出现第一所“大学”。

作为招生原则：给所有的应试者均等的应试机会，使之出现自然差别，然后择优淘劣。这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教育平民化的最古老起源。按照批评家范·多伦（Van. Doren）的说法，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首先不是教学生做事(to do)，而是教学生做人(to be)，不是增加学生的具体知识，而是转变学生的生活态度。

自戊戍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引进外国教育史。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毛泽东倡导的那场短命的教育“改革”，让多少贫下中农雀跃不已，并且带动西方大学生的“三M主义”，三M者，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罗也。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教育开始为平民所问津。

如此说来，大学教育与其说是高等职业培训，不如说是社会身份象征。多少农家子弟头悬梁、椎刺骨，就是为了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职业；多少高考考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为了踏上脑力劳动的台阶。多少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仍引未入大学厅堂为人生憾事，多少平步青云的政客，仍以一纸名誉博士为荣耀。

1999年，中国开始实行高等院校扩招，一时之间缓解了高考考生的压力，“精英教育逐渐转向平民教育”。 然而就业市场并未成比例扩大，相反，中国正面临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股洪峰”碰头的局面。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包括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内，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达1000万人，加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员人员近800万人，今年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人。而按照测算，今年全年只能增加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尚有缺口1400万个。全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紧张态势，无疑使毕业生就业增加了困难。

中国即将诞生一支新的失业大军，和以往不同的是，失业的人手里都拿大学文凭。中国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学生蒋路（音译）说：“这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如果找不到出路，沮丧的大学生们会倾向于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至于沮丧的程度是否足够滋生一场新的学运，今天还很难断定。”

翻开中国的历史卷册，寒窗苦读的学子十年磨一剑，却依然无法叩开等级森严的官场大门，这曾经成为19世纪中叶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导火索。起义领袖洪秀全曾经在旧式科举制度上屡次碰壁，最后铤而走险闹革命。

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感觉梦幻破灭。一无所有的人最不缺少的是勇气，因为他们本来就无可失去。所以许多职场失意的人转而开始投机冒险。一位20岁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说：“我们不是乞食者，不必看人脸色，我们可以自己干事业。”

香港人权中心的卢四清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也开始意识到隐藏的麻烦。1989年的学潮正是以学生群体内的不安为开端，转而演变成反对腐败、呼吁民主的社会运动，并卷带起蓝领工人、白领雇员广泛参与，大有摧枯拉朽的燎原之势。卢四清指出：“大学生是最敏感的一个阶层，他们有能力将反应传遍整个社会。”

（芙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