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在文章中写道："在法兰克福，我们一点了解不到一个正常的、活跃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中国。书展展现了两个极端：一面是官方的中国，另一面是异议人士的观点。而对有关中国多数人职业和个人生活的题材，连尝试讨论一次的可能都没有。对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决斗，人们知道得很多，但书展忘记了中间的声音和中间的世界。在这场争执中，没有相互接近、没有和解、没有辩证法，没有形成第三方或第四方。

到过北京或上海的人都无法忽视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巨大世界，这个世界遵循并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规则，而西方来客通常对此知之甚少。在这个庞大的世界，自信的西方人一下子感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对中国的冷漠也来自于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对待这个话题，我们不应谴责，而应作为问题来讨论，这样才能开辟新的通道。

法兰克福书展再次表明，如果把艺术从属于'文化交流'或者'为人权而斗争'，那么广义上就等于使它为外交服务，也就会一事无成，各种色彩的观众也会对此失去兴趣。"

《南德意志报》就法兰克福书展发表的署名文章也认为，分析当今中国时，不应只看到国内官方压制和国外异议人士反抗的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有需要关注的广阔天地：

"在中国内部，并非没有批评性的讨论。周四的笔会活动结束后，伯尔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学者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标题下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历史学家秦晖就谈到了他有关农民困境的作品，谈到党的干部夺走农民土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却无法获得在城市户口。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于建嵘的报告探索了动乱和所谓'自发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原因。

秦晖和于建嵘是中国大学中国家聘用的科学家，但他们调查报告的声调既尖锐又明确。秦把没有集会权的民主称为'不自由的伪民主'，于的报告激烈攻击肆无忌惮的腐败干部，对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愤怒表示理解。他说，这些人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秦和于二人可以不受阻碍地从事研究，他们前往有关地区，进行采访，可以发表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能在专业出版物上发表，研究领域之外的人看不到。于建嵘说：'我可以研究一切问题，可以做报告，可以去哈佛大学，但普通的中国人对这些研究一无所知，媒体也不敢谈论这些调查研究的话题。"

摘译：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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