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高科技在中国对抗疫情期间首次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能保障人们在隔离期间与外界的联系，货物运输也能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AI）等领域中也开发出有助于及早发现疫情爆发以及预测走向的功能。

与此同时，使用机器人不仅能为患者提供帮助，也避免让健康人士暴露在危险中。例如山东国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开发出一款扫地机器人，代替人工在隔离站中喷洒消毒剂。深圳市科比特航空（MMC）则使用无人机运送药物至疫情严重的地区。不过这些都还是亡羊补牢式的设备。

以人工智能及早发现疫情

就连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断言，人工智能能起到早期发现疫情的作用。主要方式是通过移动记录辨别出可能被感染的人群。前提当然是能取得机场监控摄像、大型集会参加者名单或是病历等信息，以便识别出高危险群。这几乎只有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可能实现；在德国，不良的历史经验使得人们的数据保护意识很高，上述做法缺乏可行性。因此，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此议题上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

过去几周，中国许多科技公司越来越关注抗疫。例如科技业巨头百度如今就使用人工智能，以红外线感应技术测量路人体温，据称精准度误差仅0.05摄氏度。阿里巴巴等其它企业也想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新冠疾病的诊断。阿里巴巴开发了一个新的AI算法分析肺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能比医师诊断更迅速高效。医疗人员平均需要15分钟分析一份CT报告，人工智能只需要20秒就能甄别一般肺炎或新冠肺炎，而且准确率达96%。中国各地已有26家医院采用该程序，未来几周内还将扩大至100多家医院。如果这样的系统能平稳运行，无疑能大幅减轻医疗人员的沉重负担，尤其是在人力吃紧的疫情中心城市武汉。此外，病毒在早期阶段扩散的几率也能显著降低。

不仅中国着手开发人工智能，一家加拿大新创公司也通过评估公共新闻和交通信息，在武汉发出公共预警前就成功预测潜在的疫情热点。这家名为"蓝点"（BlueDot）的公司是由曾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印裔加拿大籍教授卡姆兰·汗（Kamran Khan）创立。卡姆兰·汗在返回多伦多后，因对当年的SARS疫情印象深刻而创立了蓝点公司。SARS曾在多伦多造成44人死亡，包括一名卡姆兰·汗的同事："这件事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并且成为日后我们所作一切的动力。"他的国际团队中有来自美国、亚洲、欧洲的成员，其中包括知名德国电气工程师弗兰克·塞弗特（Frank Seifert）。早在去年12月31日，蓝点公司便从多伦多就武汉疫情发出了病毒警示。几乎就在同时，武汉医师李文亮通过微信向几名同事示警，提醒他们穿上防护衣。他是第一个被当局要求保持沉默的医师，此后因为感染病毒而死亡。

这已经是蓝点公司第二次成功预测疫情：2016年该公司的研究员也预测出巴西的寨卡病毒会蔓延到佛罗里达。

人脸识别和位置跟踪

中国还采取了一些在西方国家难以实行的措施：中国目前正针对脸部识别进行编程，以便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依然能识别身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人脸识别能帮助我们识别那些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在2003年SARS爆发时还没有这样的高科技。"还有一样当年尚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密切监视中国民众一举一动、数量高达2亿至4亿个的摄像头。

批评者担忧，北京会利用此次疫情再次扩大已相当严密的电子监控。许多新健康应用程序都建立在共享个人数据和跟踪定位基础之上。监控方甚至可以准确知道用户在火车上的座位号，每个公民目前的所在地或过去造访的地点。人们一方面可以在地图上看到邻里间有哪些小区出现病例；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随时处于行踪被监控的状态。这意味着当局拥有越来越多的敏感信息，不仅能用于帮助人民，也能巩固权力。

中国政府目前正推行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金服制作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使用者会得到一个专属"健康码"，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绿色代表无风险，黄色意味着使用者必须在家中隔离最多7天。健康码是红色的民众则需在家隔离14天。这个应用程序目前已在浙江省、四川省和海南省的200多个城市运行，目前依据的是用户自行填写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提升民众的安全感。

该App是以用户过去与感染者接触的可能性、曾造访感染案例密集的地区或个人通报的疑似症状进行演算。但用户并无法确切知悉还有哪些信息被纳入考量以及最终是如何得出评估结果。目前已经有中国民众对于健康码被归类为"红色"表示抗议与不解。显然那些出生于武汉的民众会被自动归类为黄色，即使他们多年不曾造访当地。换句话说，这些民众因为出生地就被烙上标记。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信息会被直接交给警方，这样的情况令人心惊。

更严密的控制

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病毒赋予北京当局机会，能更迅速有效地提供帮助，同时更严密强化监控系统，填满剩余的监控漏洞。这个一体两面的结果几乎无法避免。3月1日生效的网络信息治理规定便是一例。根据新规，"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都会被删除并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至于何种言论是不良信息则由政府说了算。

"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的措施可能是对吹哨者李文亮之死引发的不满声浪做出的直接回应。当时互联网用户甚至要求更多的言论和媒体自由，但这些声音很快便被压制。由于中国的数据保护法在许多方面比欧洲法规模糊，因此能允许这种严管措施。

中国政府有更多操作空间能定义"安全"和"公共利益"。在疫情逐渐平息后，中国民众可能也已适应更为严格的监控措施。中国人民考虑更多的是眼前的状况。当前他们更在乎如何避免可能使其日常生活大规模受限的新一波病毒危机。

专栏作家Frank Sieren在北京生活超过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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