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今晚的朗读会很成功，现场气氛融洽。美中不足是大部分的听众都不懂中文，无法与你直接交流。你对此做何感想？

贝岭：这是很多海外流亡作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个人非常希望可以讲德语，因为我的书在这里出版。

德国之声：在你看来，德国人为什么会对你的书感兴趣?

贝：有几个原因。其一是德国二战时期流亡作家的这段历史；其二，统一前的民主德国和当今的中国在政治控制、社会自由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最重要的是（德国）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这段回忆对德国有借鉴意义，愿意出版。

德国之声：你的书籍是否可以在台湾或者香港出版？

贝岭：大部分时候可以，相比较香港，台湾出版的可能性更大。例如我关于刘晓波的这本书，还有我的文学会议录，都是可以在两地出版的。但是这些书的读者寥寥无几。大部分的香港和台湾的民众对于我书中的话题以及这段历史背景并不熟悉，所以没有太大兴趣。当然一个人得了诺贝尓和平奖，人们会对他感兴趣，所以关于刘晓波的这本书，一直有人希望出版，但我个人的回忆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有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但最终出版商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放弃了。另外，我始终认为，这些书最应该出版的地方不是台湾香港，而是中国大陆，这也是我并没有为此积极奔走的原因。

德国之声：德国将本年度的书业和平奖颁给了廖亦武，这对中国其他的流亡作家是否是一种鼓励？

贝岭：当然。我前天专门从贝尔格莱德来到柏林，同他见面，向他道贺。他的得奖对于很多海外流亡作家--包括很多从未有机会用外文出版的作家，是一种鼓励，但更多的是刺激。廖亦武非常幸运，有机会出版非常多的书。文学性的书籍在国外非常难出版，很多流亡作家因此选择写政治性的书籍。廖亦武作品的有很强的政治元素，但同时文学性非常强，这非常不容易。这次廖亦武给我看了下个月要出版的关于的"天安门"的回忆录，他也告诉我，他明年不会再写类似的书了，德国市场上已经有太多类似的作品。他希望明年写关于普通人的故事。

德国之声：您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贝岭：从纯文学角度上说，是我中英文对照的那本诗辑。政治角度上，我非常在乎只在台湾出版过的、关于前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的《一个简单的复杂人》。这本书讲述了哈维尔和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意义。另外，我最近在增加和改写关于刘晓波的那本书，也非常期待它的英文版明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德国之声：你如何简单概括自己的政治理想？

贝岭：自由。出书的自由、说话的自由、创办工作室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在我的政治理想中，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没有自由，根本就谈不上民主。我是一个近无政府主义者。我对于政府没有任何好感--包括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因为他们都会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改变。政府是会被换掉的，自由不会。

采访记者:冯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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