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国人大上周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后，8名海外的香港运动人士14日发起《2021 香港约章》，希望海外港人能透过这个《约章》团结一致。《约章》内容提到，香港人自1980年开始不断争取民主制度，但在中国政府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前提下，《中英联合声明》屡遭破坏，一国两制目前已“名存实亡”。

《约章》写道：“在二零二一年之初，我们希望透过《香港约章》来凝聚港人国际战线的力量，团结海外港人社群，为光复香港的长远之路筹谋和准备。我们矢志对抗中共霸权及压逼，争取港人民主自由；守护并延续海内外港人的自主意志；呼吁国际社会对抗中共威权扩张，共同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

参与发起《香港约章》的流亡运动人士张昆阳表示，过去许多民主运动都有发起《约章》，所以他希望透过相同的手法，纪录香港这个时代的声音。他指出，《香港约章》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展现出海外港人的信念，他们希望藉由《约章》展现海外港人的团结，避免派系斗争与海外运动泡沫化。

第二部分则是强调香港人独特的身份丶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张昆阳说：“香港人应该能够决定香港的内政。我们不接受中共试图干预我们的内政，我们也敦促中共取消假的选举制度。此外，我们呼吁中共废除国安法，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这是我们的最终要求。”

第三部分的中国篇，张昆阳说他们希望透过《约章》，要求中国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停止在西藏丶新疆丶内蒙古的“种族灭绝”行为，并尊重台湾人的自决权。而在第四部分的国际篇，该《约章》表示，应该以跨党派的信念推展国际倡议工作，让更多自由世界的国家能参与。

同为《约章》发起人的罗冠聪表示，大部分发起《约章》的海外港人都已无法返回香港，有些人甚至被港警通缉，但他们希望透过《约章》来强化国际倡议工作的基础，替未来返港铺路。他说：“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自由现在受到严重打击，权利也正被侵蚀，所以在香港内部已很难推展任何倡议行动。想在香港内部发展国际倡议活动的人，都可能成为香港司法系统打压的目标。海外港人的责任是为香港发声，而国际倡议的责任现在也转移到海外港人身上。”

在去年底流亡海外的前民主派议员许智峯则表示，虽然他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替香港发声，但当他看到香港人在受苦的同时，他明白自己在享受自由的每一刻都承担着责任。他说：“如果哪一天我没有用我享有的自由去为香港发声，我会自责并谴责自己。《香港约章》是我与家乡的承诺，也是海外港人为了复兴香港该做的事。”

重视香港社群的多样性

美国肯塔基大学文学及科学院副教授任萃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他们将挑战压迫政权设定为运动的共同目标，并以共同的抗议口号来促进一种跨越差异的团结精神。

她说：“他们包容不同的抗争策略，而对他们来说，挑战香港与中国政府是运动的共同目标。然而，尽管香港人在运动中有共同的经验，但每个人对运动的意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运动人士应该小心不要把不同的观点归纳在团结的旗帜下。”

罗冠聪在回应德国之声提问时表示，《香港约章》的起草团队成员背景多元，所以虽然对外展现团结非常重要，但他们不希望这个《约章》让海外港人社群认为他们要将一套准则加诸海外港人身上。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八个人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而集结在一起，我们希望将价值观转化成一个约章或大家能认同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信念，在复杂的海外社群中巩固共识。”

同为《香港约章》起草人的梁继平则补充，根据他们过往参与运动的经验，他们必须先认清海外港人社群的多样性，再了解到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基层组织建立的坚实基础。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必须巩固地方组织的力量，然后从那边开始建立区域内的对话。如果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可以开始建立全球对话。我认为，这个约章是巩固全球不同社群间力量的一个开端，也许我们可以共同制定战略，并思考未来的方向。”

台湾民主运动经验如何影响香港？

过去几周，香港人多次以台湾70年代的民主运动经验来形容香港现下所面临的局面。在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本月初因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出庭聆讯时，罗冠聪曾在脸书发文表示，该聆讯是香港诸多政治犯审讯中，最接近台湾“美丽岛审讯”的一次。而上周，包含张昆阳在内的多名海外港人在以语音交流的社交软件Clubhouse上也特别开房间讨论香港能从台湾民主抗争的经验中学到哪些课题。

张昆阳告诉德国之声，海外港人在合作与串连上仍有许多进步空间。他说，目前香港内部抗争的空间变得非常有限，所以不少人对于海外港人的国际倡议行动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我之前与其他海外港人一起出版的一本杂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能藉此互相联系，也可以透过其他渠道将相关讯息传回香港。我们希望与香港公民社会保持联系。由于现在香港内部无法讨论许多事物，所以海外港人有责任继续维持相关讨论，尝试延续香港当地无法保存的记忆。”

张昆阳以海外台湾人的组织为例，他认为海外台湾人擅长组织文化团体，并有效的将母语及文化传承给第二代海外台湾人。他指出，海外台湾人擅于讲述“台湾人”故事的技巧，非常值得海外港人学习。他告诉德国之声：“他们能把自己的文化丶历史丶身份与中国的文化丶历史丶身份区分开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开始出现一个将台湾研究与中国研究分开的趋势。这点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张昆阳强调，海外港人必须学习如何讲述好属于“港人”的故事，并想办法巩固港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他说：“无论在学术界丶政治界或民间，我们要树立香港人的形象，让世界知道香港人真的很特别，且我们值得世界帮助。”

“香港正步入紧缩状态”

在3月12日由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一场线上讲座中，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以台湾过去数十年受威权统治的经验为例，与香港过去几年来经历的巨大变革做比较。吴介民指出，台湾在70年代的民主抗争运动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因为党外运动在美丽岛大审判后没有散掉，而新一代的民主运动人士也在第一代的运动人士被捕后，承接民主运动的组织跟宣传工作。

他说：“台湾民主运动在关键时刻是团结局面，他们在政治高压之下，仍能克服内部难题，在关键时刻保持团结，让党外的组织跟本土思想得以延续。”

吴介民表示，香港过去几年经历了2010年的政改丶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分歧丶以及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间“和理非”与“勇武派”的团结，这些经历显现出来的是，在政治高压下，内部的分歧便会成为重要议题，而统治者也会尽可能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挑起内部互相猜疑与批斗，让反抗方经历运动创伤。

他说：“这些经验，台湾都非常的熟悉，香港也是在不断克服这些问题。在威权政府下，被统治社会的内部政治的思想斗争无法回避，被统治方应该正面对待这些问题。由于台湾过去长久的历史中都处于被殖民跟镇压的状态，所以台湾人与抵抗运动的菁英曾很清楚如果在关键时刻不团结，运动的民气跟成果会被摧毁掉。”

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陈翠莲则说，台湾能成功完成民主转型，除了人民的意志外，台湾当时也有一些外在条件促使整个转型的过程。她表示：“台湾的民间社会在反抗运动集结的同时，也将相关的记忆进行集体保存。此外，在美国于70年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时，也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创造了机会，因为当时台湾政府对内治理的正当性已开始流失。”

陈翠莲指出，由于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所以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承受很大的民主化的压力。但反观现在不少国家都出现民主倒退的情况，也让香港面临的挑战更加艰难。她说：“如果用台湾经验来对照香港现在的处境的话，香港差不多正步入紧缩状态，法律丶政治与选举等层面的参与空间都变得很有限。”

吴介民直指，中国现在正在对香港进行二次回归，想把香港透过再殖民化的过程，纳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文化结构。他说，未来值得观察的是香港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上海或深圳。他说：“亚洲很多国家都正面临一个‘中国’难题。香港要思考怎麽渡过这个非常长期的中国难题，因为这个难题不会因为习近平政权的兴衰而解决。但是对压迫者来说，生存下来很重要，但要如何有意义的生存下来的挑战很大。台湾与香港都该思考这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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