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这一天，位于法兰克福市尼德拉特办公区的希尔顿酒店大概还从来没有一下子见过这么多中国客人，酒店的服务生更不会知道这许多西装笔挺的中国人会跟一种叫“海龟”的海洋动物有什么关系。记者在尼德拉特车站碰到三位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慕尼黑、纽伦堡和卡尔斯鲁厄。卡尔斯鲁厄的女学生小傅说，她是在一些留学生网站上看到招聘会消息的，她早上6点钟就赶火车奔赴这里，路上碰到好几位前来参加招聘会的卡尔斯鲁厄的中国留学生。

招聘会按预定时间于上午10点钟开始时，会议厅的200多个座位已经是座无虚席。等坐在前排的各位领导人物一一讲完话时，大厅里和外面的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官方的讲话结束后，随团招聘的20几家公司的办公桌前开始排上了长队。

“选择浦东，选择成功”，主席台上方的这一横幅引人注目。上海市人事局蔡副局长、浦东区人事局局长张华女士登台讲解了上海和浦东新区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一位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女工程师对记者说，现在的政府官员出口洋洋洒洒，语言华丽，诸如“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孵化创业，机制创新”、“两个工程”这样的语汇让她产生些许“不解风情”的困惑，这更让她感叹再不做“海龟”就要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参赞刘京辉女士告诉记者说：“这几年国内各省市，各企业、研究单位，各个开发区到海外招聘人才的活动非常多，去年由我们驻德使馆出面组织的招聘会就有20几场，但是今天的招聘会从规模上来讲是最大的一次。”刘参赞介绍说，八十年代以来，从德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应该有七八千人，近两年来愿意回国的人更多，2001年在使馆教育处填写“留学人员回国登记表”的就有1000人左右。

浦东人事局局长张华女士对记者说，这次浦东到德法英三国招纳人才，共提供约190个位置，22家企业和机构随团现场洽谈，还有不少家企业委托招聘团代理招聘。她说，“前两年浦东到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个这样招聘会，由于那里的留学生多，规模也比德国的这一次大，但是因为在德国的留学生居住分散，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作为主办者已经是非常感动了。”对于网上传说的上海有7000“海龟”找不到工作的消息，张华女士说：“我本人没有听说过这种消息，不便发表评论；其实人才过剩也是相对的，只要是有才华，就一定能在上海找到发挥的位置。”对于普通自费留学生因为不属于“高层次”人才因而可能不受重视的担心，张华女士说，上海浦东不只是向高学历的博士敞开大门， 自费留学生也有机会，因为这次招聘的很多工作岗位并没有学历要求；与国内人才相比，普通自费留学生在外语和工作经历上往往也有自己的优势。

这次招聘会动员了一些法兰克福当地中国留学生前来帮忙。负责报到登记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生会主席郑白羽说：“到我们这里登记的人已经有250人，他们当中学各种专业的都有，如经济、物理、生物工程、机械制造等专业，其中自费生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是拿奖学金和双向培养的博士。”郑白羽本人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目前也在寻找回国工作的机会。他说，留学生的心态一般是都想回国，但又担心回国后自己的期望和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认为现在国内的人才也很多，留学生回国后应该放下身段，从零做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与国内人才竞争。

先吃螃蟹的“海龟”

浦东招聘团中的常兆华先生既是以“海龟”的身份现身说法，又是为自己的公司招贤纳士。常兆华先生可以说是成功海龟的经典代表人物。他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政协代表，是上海市树立的一面体现留学生回国创业优惠政策的旗帜。他随身携带的“微创时代”企业内部报纸上，各期的头版头条都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高领导和其他政府要员作客“微创”的照片。

常兆华在招聘会上介绍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他说，他1987年到1992年期间在美国留学并获得生物学博士，不但在学术上成绩斐然，还曾在美国下海，先后在两家美国的上市医疗器械公司任副总经理，在辞职回国创立上海微创公司之前，他在美国的年薪18万美元，还拥有自己的地产。谈到“海归”的动机时，常兆华博士说自己是“事业顺利，却生活乏味，今天就可以看到10年后是什么样的”。他的口号是：“即使是在自己国家的屋檐下贫困潦倒，也比在落魄国外的大街上好。”

4年前，常兆华博士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创业时只有一间10平米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和30万美元“注册资金”，而如今他的公司已拥有8300平米的厂房和1.5亿人民币的资产，员工200人。

他说，刚刚从美国回到上海时，他还有些不适应，公司也有过几次面临生存危机，但是最后都“在上海市和浦东区政府领导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他说他是所谓的“先吃螃蟹的人，而且吃了还味道特别鲜美。”

招聘会上，常兆华的办公桌前总是坐满了人。他向德国之声记者介绍说，他希望招聘到能替微创公司在欧洲打开局面的人才，因此提出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国外公司付你多少工资，我就付你多少。招聘会的官方职位需求目录中，常兆华的微创开出的工资待遇是：事业发展部副总裁年薪5万－10万美元。常兆华说，今天的招聘会上他接洽了不少留学生，总的感觉是留德的中国学生与留美的中国学生相比，最大差别是工作经验少。

作为成功“海龟”的代表，常兆华博士在发言时忠告“海归一族”不要期望太高，“在中国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听了我的这句话，你会少走弯路，节省好几年的时间”，常兆华博士非常自信地说。

只有放弃，才能选择

招聘会上有不少人是已经在德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从事物流工程软件开发的熊先生已经在IBM德国分公司工作了十年，他是一个坚决的“海龟”派，在还没有在国内找好工作时，就已经自断退路，向公司递交了今年年底生效的辞呈。熊先生在IBM的工作很不错，年收入在7万欧元以上，在德国买了房子，8岁的孩子也在德国上学。同常兆华博士回国的动机一样，熊先生感到在德国公司里越来越乏味。他说：“再不回去，到了50岁恐怕就不能回去了。以我的专业知识，我相信在国内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不行我就自己单干。房子可以卖掉，孩子虽然现在受的是德文教育，但是他还小，相信他的适应能力很强。”

不过，并不是每一位志在“海龟”的人都有熊先生那样破釜沉舟的勇气。在这一留德学人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是经过寒窗苦读，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才在德国找到自己的位置，等到站稳脚跟时，他们往往已经人到中年，放弃稳定的事业与生活而回国重新选择充满了风险，因此也需要很大的勇气。钟先生在一家著名的德国汽车厂任网络系统管理员多年，虽然他在专业领域上十分出色，但是在公司里干的时间越久就越不顺心。钟先生说，自己的特长是技术而不是语言，而由于不能像母语那样自如地使用德语，他与同事与上司的交流就难免有障碍，时间一久就必然产生各种误会和矛盾。钟先生说，不能说他的德国同事对外国人歧视，但是作为一名外国人，在德国公司的发展空间十分狭小。他说，虽然如此，回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譬如说工资待遇，如果相差悬殊，他是不会考虑的。他说，他在寻找能为他提供35万年薪左右的国内公司，根据他的了解，这一期望值不能说是很低，但是也不算太高，他有信心找到这样的工作。

在法兰克福一家证券基金机构任职的吴晓众说自己不是个积极的“海龟”派，但是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与土壤，他也非常愿意归根故土。那么什么样的机会才算适合呢？他说，如果上海有证券与基金方面的公司为他提供公司的股份，譬如说1％，他就愿意回国。招聘会上，一位曾在德国留学、现来往于中德从事贸易公司老板说，他的家虽然现在在德国，但是他准备彻底回到中国，他这次是来为妻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的。

今年三十出头的陈群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海龟”人士。他10岁时随父母从中国大陆移居德国，是在德国成长和接受所有的教育的。他的中文普通话虽然不是很流畅，但是用于日常交流是足够了。陈群雄目前在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从事电子商务的开发工作，并且已经建立了家庭。他说：“我的父母来自中国，祖先是中国人，因此我对中国很有兴趣；我在大学期间在中国生活过一年，半年在同济学汉语，半年在汉莎公司实习，我看到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机会；我在上海呆过，也很喜欢那里的生活，所以我想到上海工作。”他说，他想先在上海工作五年左右，然后再决定是否长期定居中国。至于工资待遇，他说他要一步一步来，并不期望一下子得到多么好的待遇，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学习，汉语又比他好，是他的强劲竞争对手。他说，如果上海的某家银行为他提供年薪一万欧元，他不会觉得低，因为毕竟是刚起步，而且他也不会拿国内的工资水平与德国的相比。

陈群雄与浦东开发银行谈得不错，他说这家银行正需要电子付款方面的人才，他本人对这一工作也很有兴趣。那么浦发银行提供的待遇怎样呢？陈群雄笑笑说，就是这点还没有谈。

这“海龟”不是那“海龟”

幸运的“海龟派”都相似，他们大都可以在国外和国内作出选择，放弃的是国外不薄的工资，选择的是国内同样不薄的工资加上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但是大多数海外留学生则不在这些幸运的“海龟派”之列，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要在就业市场上都要从零开始，而大多数在读或刚刚毕业的自费留学生都属于这一类。

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选择的余地也就很有限。老家在上海的陈刚即将在美茵茨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与几家公司谈过话后对德国之声记者说：“今天我看到招聘的岗位的确比较多，职位也比较高，但是觉得要求的专业比较狭隘，大都是要学经济专业的，而且要求有三五年工作经验，甚至是要求在大跨国公司工作过高级职务，而且要求在接过这个岗位后能直接上手。我觉得这会限制了很多人，因此很多人看了一眼就走了。”他说，他回国就业最看重的是发展机会，工资并不是主要因素；假如在国外与国内公司间作出选择，他宁愿到工资可能会少一半，但是发个人展机会却很多的国内公司。

卡尔斯鲁厄的傅小姐在一家专科大学学习财会硕士课程，再过一个学期就要在毕业。出国前她在国内某城市农业银行从事的也是会计工作，她想在这次招聘会上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机会。她说，她并不是冲着10万美金的年薪来的，对回国工作也报着非常现实的态度。“海龟”是注定要当的，因为她三年前决定到德国留学时就没有要留在国外的想法，她只想到国外学到知识和增长见识，并不期望一个洋文凭能给她带来什么高薪待遇。她说，她在德国认识的不少人都做了“海龟”，其中有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的月工资也只有4000元人民币。

熙熙攘攘人群中，有两位女学生并不到各个招聘公司的咨询桌前排队凑热闹，而是悠闲地站在大厅外喝咖啡。其中的一位李小姐说，她在汉诺威大学学习“欧洲研究”专业，作为一个文科类专业的学生，她觉得招聘会上自己的机会很少。另一位姓赵的女学生认为，“这样的招聘会可能更适合留美的学生，因为对于留德学生来说，读书时间很长，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一般需要十年，很少人会再有五六年的工作经验，而有五六年工作经验的人大都已经稳定下来，不会急于回国，而今天来的很多留学生都还没有毕业或刚刚毕业，这里招聘的岗位大都有工作经历的要求，因此我觉得这对留德学生来说不太现实，至少不太适合我。”她还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国的。工资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我对工资待遇问题并没有什么过高要求，因为留学学到的都是书本知识，一毕业就要求多少万多少万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内的人现在也都知道留学生到底有什么样的资历与素质。”

来自比勒费尔德的留学生小杨的一番话颇能代表很多徘徊在“海龟”与“不海龟”之间的心情。他说：“我不会因为国内的所谓吸引人才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动心要回国，而是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因素。政策和口号并不会打动我，因为政策失误了可以调整修正，而对个人来说政策失误造成的往往是不可挽回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