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84年三十五周年庆典,是浓墨重彩的:
"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雄伟的画卷,十四万人组成的奔向二○○○年的伟大洪流在滚滚向前。这是美,这是力量,这是强盛,这是富有。这是三十五年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最热烈、最有生气的场面!"这是针对国庆游行而言。
"这次国庆阅兵是在国庆十周年以后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的第一次阅兵,也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这是针对大阅兵而言。
两个"而言"都表明,在本应"小庆"之年的"大庆"之举。
1960年,中共中央郑重其事立下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规矩,1969年二十周年庆典就没有执行--"大庆"是庆了,但少了阅兵一项。
到了1979年,又逢三十年大庆的日子,不要说阅兵,连"十年一大庆"的规矩也改了。这一年1月18日,在中国政坛上冉冉升起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特意对不遵守这一规矩作了说明:"今年,我们正碰着建国三十周年纪念,中央已经说过了,不要搞大规模的庆祝,特别是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去若干年我们把那么多钱花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上去,什么莺歌燕舞,粉饰太平。"他又补充说:"今后,可不要搞这个东西,今年三十周年国庆不搞这个东西,不搞铺张浪费,包括今年过春节。"
4年以后的1983年11月25日,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日本东京会见旅日华侨代表时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和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决定,今后逢五、逢十,要组织国庆纪念会。明年将组织一个中等规模的庆祝会,欢迎你们各位回去看一看。"
规矩恢复了。"中等规模"是什么规模?介乎"小庆"与"大庆"之间?胡耀邦没有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三十五周年庆典有了一个通知,提到了阅兵,答案也有了:要大庆。
为何"小庆"要"大庆"?关于大阅兵,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在国庆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党中央决定今年国庆阅兵意义十分重大,它将集中反映我国建设成就,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成果,反映我受阅部队的精神风貌,大大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1984年1月,胡耀邦说:"中央去年十二月发了一个通知。这次我同五个省的同志见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这个通知得人心,这几年太沉闷了。"这是他从川、贵、湘等五省考察归来时说的。"通知"就是关于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既然"得人心",大庆必然振奋人心!
秦基伟和胡耀邦的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一年"国庆社论"的题目:"大鼓劲 大团结 大繁荣"。
自进入"八十年代第一春"后,中国一直引领着世界的目光。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国升腾,欣欣向荣,一点也不"沉闷"。进入1984年后,更进入了美籍学者赵浩生眼中的"喜庆之年"。他说:"1984年,在我的见闻中,是充满喜庆的一年。这一切喜庆,象许多不同的乐章,都导向光辉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这个举国狂欢的高潮。"
赵浩生所说的"乐章",是他的"五项见闻"。第一项,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成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推行开放政策的决心。一个拥有四分之一人类的大国,在国内经济飞跃的时刻更昂首阔步地进入世界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普天同庆的大喜事。"第二项,他途径香港回大陆的"一个令人惊喜的新事实":香港同胞开始普通话学习热。这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世人瞩目,9月26日中英两国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三十五周年的一份"国际大礼包"。赵浩生说:港人学说普通话"这个行动,确实比任何讨论1997年问题的理论更能代表香港同胞迎接1997年的心情"。第三项,旅途中,他发现,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有了大陆人的身影,北京的华都饭店举行了向"社会开放"的典礼。"说明国内若干同胞的经济能力已渐渐可与外来旅客看齐,特别是衣着方面已内外不分了。这是一年前看不到的大变化、大喜事。"第四项,他见到家乡的省长何竹康"竟那么年轻"。"我在国内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人员都已年轻化、知识化。这个政策的成功,使古老中国青春再现,这真是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奇迹、大喜事。"第五项,是中国实现"零突破"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人说,中国在奥运会的辉煌成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震动比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更惊人。""奥运会的辉煌成绩,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宣告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切,"小庆"不足表,"大庆""得人心",顺乎民意!
1983年11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成立"首都国庆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由万里、杨得志、胡启立、乔石、田纪云和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组成,万里任组长,杨得志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胡启立、乔石、田纪云负责。
11月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工作,确定:(一)受阅部队1.5-2万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二)受阅部队要着新式服装,武器装备要新一点,精一点,好一点;(三)改变阅兵程序,由阅兵总指挥向中央军委主席报告后即阅兵,国防部长不再讲话;(四)整个受阅部队的组织工作,由阅兵领导小组负责;(五)受阅部队来京集中不要占公园,可以占机场。要搞好阅兵基础训练、合练和预演。27日,以北京军区为主成立了建国三十五周年首都阅兵总指挥部,秦基伟任总指挥。
杨尚昆特意提到"受阅部队要着新式服装"。"新式服装"是指军队正准备在1985年换装的新制服,通俗地称为"八五式",这是相对于此前的"六五式"而言的。
10月1日,当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部队时,看台上的高级将领和受阅部队,有着不同的着装:将领仍然是"六五"式的确良军服,受阅部队则身着"八五"式军服:大檐帽新肩章,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成了带麦穗齿轮的"八一"红星样式,领章上的原两面"红旗"镶上了黄边、缀上了银星。而邓小平呢,则身着藏青色中山装。
不同着装的细节,与盛大的阅兵式看似违和,却似乎刻意贴近着那个时代:除旧布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变革的交替之中。
虽然联邦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这距离当时仍是年轻的共和国诞生已经过去23年的时间,但是联邦德国的媒体却从未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和报道。以德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周刊《明镜周刊》杂志为例,1949年以来,中国一再登上该杂志的封面。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Construction Photography/B.McMillan1950年,被称作“新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登上德国《明镜周刊》杂志封面。标题为“决定性一年:1960”的封面文章探讨了毛泽东在西方人眼中究竟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文章分析认为,毛泽东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们完全不同,他既没有上过莫斯科的革命大学,又不是靠苏联红军走上权力的宝座,他在革命和内战的历练中成为革命领袖。文章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如何搞土改,如何给所有人定下阶级成分。文章说,1960年对毛泽东来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到那个时候他掌管下的中国拥有5.25亿劳动人口,他将是67岁,依然比这时候的斯大林年轻4岁。
1958年第40期的封面文章题为“中国冲突:魔王”。文章介绍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八·二三炮战”。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向驻守金门的国军部队发动榴弹炮突击,此后的44天之内向金门 射击炮弹数量达到近50万发。向金门的海上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明镜周刊》将这次金门海战比喻成“远东地区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1967《明镜周刊》杂志发表长篇封面文章“死亡之梦”介绍陷入文革梦魇的中国。“他们的头上被戴上高高的纸帽子,身上挂着写满革命口号的大牌子,脑门和脸颊上可以看到用红笔书写的罪名……”当暴力像台风一样席卷中国,把这个国家引入一场完全丧失理性的疯狂运动中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已经认识到,“一个红色的中国对抗一个活着的毛是无法想象的”。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西德的在野党基民盟向社民党政府施压,要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与1998年至2005年间担任联邦总理的社民党人施罗德同名)提出了访华愿望。同年7月,施罗德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西德高级政治家。这一年《明镜周刊》第33期的封面文章“中国海深不见底”将访华的施罗德比喻成基民盟的马可·波罗。文章描述施罗德在参加结束访华的告别宴会上还专门穿了一件在中国买的衬衫,而且他像中国人一样领口敞开并且没有把衬衫塞到裤子里。基民盟的马可·波罗访华之后仅过了3个月,1972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镜周刊》杂志发表封面文章“毛去世。中国将何去何从?”“一个来自湖南的农民的儿子、一位战士、一位诗人、一个想带领8亿中国人走进幸福的共产主义未来的人:毛泽东”,文章对毛做出这样的评价,“不过,尽管毕生都在奋斗,但是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并没能把他的乌托邦带进现实。而且去世前也没有安排好身后事。”
毛泽东去世1个月后,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1979年10月,59岁的华国锋出访西德。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德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前往了5个联邦州,考察了包括蒂森钢铁厂和西门子公司在内的多家工业企业以及特里尔地区的农村经济。《明镜周刊》在封面文章“中国华走上西方路线”中热情洋溢地描述华国锋领导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中国式的“布拉格之春”。文章说,华国锋在欧洲为在中国实施改革寻求帮助,中国要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毛的那一套已经被关在门外”。
1989年5月一期的《明镜周刊》杂志把封面的关注点放到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共产主义终结了?中国乱了”这篇文章写道:“全国各地都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学生绝食,工人和警察团结在一起。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中国高层们却发现自己对首都完全失去了控制。现在政府动用了军队,党内一把手赵紫阳必须走人。北京经历的这些革命的日日夜夜把共和国带向了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向共产主义的告别正在临近。”这篇文章发表两周后,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八九民运”宣告结束。
在经历了154年的殖民统治之后,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明镜周刊》5月一期的封面上,一条红色巨龙盘踞在香港之上。“香港:中国富裕的战利品”这篇封面文章评价说:“同80年代伦敦向罗德西亚(后更名为津巴布韦)告别完全不同,香港主权的交接是一桩国际大事件。这是昔日的欧洲强国走向衰落的最后的证据,象徵着远东地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试验,同时决定着北京是否和平地加入国际社会还是会和西方发生对抗冲突。”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北京接管香港——全世界最成功的城市之一,那么,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知道该如何和这颗资本主义的明珠打交道吗?”
1997年,巩俐登上《明镜周刊》封面,她是首位成为《明镜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电影演员。1997年时候的巩俐是已经出演过《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和《活着》等一系列知名电影的一线当红实力派影星。1997年也是香港主权回归的一年。巩俐在接受《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和丈夫一起搬到香港,是不是意味着告别中国影坛进入好莱坞?巩俐回答说:“我搬到香港是因为我不想和丈夫分开。中国电影很严肃,这一点我很喜欢。好莱坞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不想当一个被随便摆在哪里的花瓶。”
进入2000后,中国经济增速一路攀升,GDP增速曾一度高达两位数,震惊国际。2004年10月《明镜周刊》出版的一期杂志探讨“中国:世界强国的诞生”。“没有几个国家能实现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能够吸引如此之多的投资者,能够像‘世界工厂’这样制造如此之多的产品,”文章问道,“30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面对人口十多亿的中国,德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吗?抑或是中国这个巨大的销售市场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北京会变成华盛顿最强有力的对手吗?”
2007年8月出版的一期《明镜周刊》使用“黄色间谍”作为系列报道的封面标题。报道称,近些年中国加强了对德国科技和经济领域的间谍行为,在德国公司实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被怀疑成间谍。文章中指出,"中国情报机关派出密探部队,猎取出口世界冠军德国的最为宝贵资源——专业技术知识(Know-how)。就连柏林各部都成为了黑客攻击的受害者。联邦政府震怒,却又无能为力。"该系列报道在德国华人圈引发巨大反响,一些在德华人组织起诉《明镜周刊》“侮辱””诽谤“。
2008年:“指环王:中国政府如何压制它的人民和如何出卖了奥林匹克”
2008年本是让北京政府十分期待的一年。在这一年,北京方面想举办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举世无双的奥运会。但是“3·14西藏骚乱”打乱了中共的节奏,让北京方面极其恼怒。《明镜周刊》5月出版的一期杂志发表封面文章“指环王:中国政府如何压制它的人民和如何出卖了奥林匹克”。封面图上象征奥运会五环的带荆刺的铁圈尤其醒目。文章中称,北京想向外传达一个热情宽容的东道主形象,“但是一场体育盛会现如今已经变成一场公关灾难。对西藏的镇压和对异己的打压宣传证明:这个最年轻的世界强国依旧是一个警察国家。”
2017年第46期《明镜周刊》的封面设计采用了中国国旗的红黄配色,正中采用汉语拼音拼出两个字xing lái!(醒来),下面还有一排黄色小字:“为什么中国现在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叫醒西方的起床号。”文章称,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惊人崛起历程之后,跨越了众多阻碍,在政治、经济、科技各领域都成为世界强国。可西方人还没有搞清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崛起会给西方带来什么。“但是中国在通往领导全球的道路上,……崩溃的不是中国,而是自我封闭、自高自大、自我满足的西方”。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之后的第二个月,《明镜周刊》发行了一期以“新冠病毒——中国制造”为封面的杂志。文章梳理了新冠病毒如何在武汉被发现,又如何传播到中国多地以及西方国家,中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以及疫情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种影响的预测。这期封面文章的标题后来遭到德国人权团体的批评,认为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
2021年:“巨龙的胜利:中国相对于我们的优势有多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蔓延了一年之久。《明镜周刊》在2021年1月出版的一期杂志中写道:“此间,中国的情况已经明显好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西方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强大、而且常常显现得相当傲慢的中国。中国的迈进还能被阻止吗?”此时拜登刚刚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他宣布上任第一年就会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向倒退的国家发出挑战”。《明镜周刊》刊登的封面文章认为, “只有当美国放弃的时候,中国才会赢”。
包含新疆再教育营的演习图片、 “学员”照片及信息、文档、表格和党政官员讲话稿等在内的“新疆公安文件”于2022年5月被14家国际媒体联合曝光。《明镜周刊》也是以封面文章形式披露这份文件的媒体之一。文章指出,“几十年来,德国在与中国独裁者的生意往来中获利无数,以致于现在德国经济对北京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对莫斯科的依赖。新披露的(新疆)酷刑文件向政界、商业界和社会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为了维护富足与繁荣,我们要容忍什么样的罪行?那么又有哪些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
徐庆全为中国当代史学者,前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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