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出身的潘岳现年44岁，属于改革倡导派里的中坚力量。他指出，中国环境恶化问题是有其内在因素的：原材料紧缺、耕地面积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目前中国的13亿人口是50年前的两倍，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上涨到15亿。而在城市膨胀的同时，沙漠不断蔓延，可居住区域及耕地面积在过去的50年内缩小了将近一半。

潘岳警告说，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的少数……

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单只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类的报复，并开展了相关的治理工作。例如在北京，空气比以前清新了，一些河流及湖泊也开始显得清澈，各地增设了自然保护区及模范城市，国家也颁布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不过，潘岳也承认，同环境治理工作相比，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显然更大，而且很多领导干部深信，经济增长能够自动保障政治安定。

潘岳指出，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发展越快，一旦改革跟不上步伐，政治越容易陷入危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中潜伏的不稳定因素更会爆发出来。民主、法制体系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同的民众团体将无法继续平衡自己的利益分配，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潘岳看来，中国经济虽然正在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解决环境、原材料危机的经济实力。因为同发达国家8千至1万美元的人均国民产值相比，中国国民对抗危机的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潘岳建议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用以凸显环境治理工作也对经济的长线增长起着不容漠视的作用。

正是鉴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政府新近中止了30个项目的运行，其中包括一些发电站的建设工作（其中有一个位于三峡）。但是当明镜周刊记者追问说，另有26个项目不是在交纳了少量罚金后又得以开工了吗？潘岳也对此事实表示遗憾，又继而强调了法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国家环保局与利益集团及地区政府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是民众、媒体及科技界却是支持改革的强大后盾。一旦中央认识到了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将改革精神贯彻下达到地方，社会各界都将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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