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以"雄辩与亲和"概括了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雄辩的文学，这是由中国当时社会状况决定的。出于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大多作家都以革命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作品。王蒙先生说，作家选择了革命，同时革命也在选择作家。革命成功后，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雄辩的文学成为"被雄辩的文学"--当时选择革命的作家反而被指责为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成为批判的对象。王蒙先生还提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雄辩的文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他以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为例，指出这种迷茫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困惑，也是很多经历过革命斗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现象。

在王蒙先生看来，文学除了有批判现实的功能，也可以是亲和的、良师益友型的。中国作家经历了复杂的生活过程--革命、胜利、运动、整肃、冤屈、平反，文革以后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温和的一面。王蒙先生本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以及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冷静的思考以及对价值观的反思，而不是激烈的政治檄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作品日益受到市场需求的左右以及商业化的冲击，"80后"作家作品的畅销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王蒙先生也提到了"80后"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要么充满了叛逆和嘲笑，嘲讽一切现象；要么充斥着小资情调，描绘"80后"的生活方式。这类作品很快赢得了"80后"读者的认同，迅速占领了市场。但王蒙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程的一部分，不应对此过早做出简单的评判。王蒙先生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学领域自身将达到一种平衡，无论是娱乐文学，还是严肃文学，或是其它作品，最终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与会的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梅教授（Prof. Eva Müller）认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80年代初就被介绍到德国， 而且颇受欢迎。王蒙先生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非常吸引人，而且语言很丰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梅教授还说，王蒙先生的作品不媚俗，具有创造力，他大胆采用新的写作方式，且作品里经常加入大量的内心独白，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