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份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970-1990年代，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保持稳定，2000-2010年代，不平等程度有所减少。
报告称，2018年，全球收入的基尼指数比1970年降低15点，降幅约四分之一。基尼指数100点意味着收入绝对不平等，0点意味着绝对平等。
报告的作者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瓦尔登施特罗姆（Daniel Waldenström）向德国之声表示，全球收入更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相互靠近。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农业及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上升。与此相对立的，欧美高收入职业的收入进一步增长，仅起到轻微的抵消作用。
不过，报告也写到，同期，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在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下降24个基尼点的同时，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则上升9个点。
瓦尔登施特罗姆向德国之声表示，该研究的重点并非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趋势，而是全球的不平等状况，也就是将全世界的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估。
不过，他也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估算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引述过去对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研究称，这些研究显示，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轻微加剧，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有轻微的减弱。不过，这些数据不包括资本收入，并且仅涵盖15-64岁的人（即不包括年老的退休者）。
根据欧洲经合组织的数据，德国的基尼指数不到30，从而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32点）。美国的基尼指数约为39。 大多数拉美国家如巴西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高得多，比如南非超过60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为42（2012年）。中国官方的数字则是46.7（2017年）。
瓦尔登施特罗姆教授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学者哈默（Olle Hammar）共同进行的这份研究，所使用的是"此前未曾采用过的数据"。其数据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瑞银（UBS）1970-2018年的"物价与收入"报告。自从1970年以来，瑞银每三年对全球总计89个城市进行一次数据采样，从而对总计19个职业的收入、工时和缴税收集信息。这涵盖了世界八成人口和95%的GDP。二是国际劳工组织（ILO）有关就业率的数据以及世界银行有关失业率和劳动人口的数据。
住得差、吃得省、无家可归又出不起门：在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有不少人要面对贫穷。摄影师Shamsan Anders的这组照片展现了德国贫穷的“模样”。
图像来源: DW/Shamsan Anders这里是不来梅的Grohner Düne区，据统计这里是全德国贫困风险最高的地方，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困人口。在德国，收入低于平均线60%的人，被视为贫困人口。
不来梅有三个为穷人提供的“救济餐桌”，膳食都靠公司、面包房、超市等捐赠。图片上，“救济餐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Burg“餐桌”做准备，每天有大约125人来这里。
来“餐桌”的有个人，也有家庭；有德国退休人员，也有移民、难民。其中一个救济餐桌的负责人表示，不来梅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没有紧张气氛，餐桌的气氛充满宽容和感激”。
在“餐桌”帮忙的很多都是志愿者——比如图上80岁的退休老人Werner Dose。此外，还有一些实习生和“一欧元工作”者。
位于德国东部的哈勒，曾经别具魅力，是民主德国的重镇。如今，这个城市日渐衰败。在哈勒新城，有很多闲置的破旧楼房。当地失业率很高，前景很差。
上不起课外辅导、办不起生日聚会、参加不起体育协会——德国有超过200万的“穷孩子”。在哈勒新城，儿童的贫困率更高，三分之一孩子的家庭都要依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
“Schnitte Ost”这个援助机构向大约50个孩子提供帮助。孩子的年龄在6至15岁之间。负责人说，“我们的座右铭是：不让孩子饿着肚子回家”。
“Schnitte Ost”的负责人表示，对该机构的需求持续增加，很多孩子来自难民家庭。该援助机构除了提供免费餐饮外，也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其中也包括教孩子们刷牙。
在柏林，大约6000人流落街头，其中60%是外国人，他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在欧洲大城市，近年来流浪汉的人数持续增加。
Jörg是一名建筑机械师，38岁的他已经在街头生活6年了。他曾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抱怨，柏林的流浪汉越来越多，互相之间的竞争更强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重新玩打击乐，“那真的让我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