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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冠之年人权自由遭侵蚀

Lisa Hänel
2021年5月5日

“公民社会地图”研究了全球基本人权的状况后得出结论,在2020年,许多国家政府以抗疫的名义限制公民的自由。

Deutschland Gewalt bei Demo gegen Corona-Maßnahmen in Kassel
图像来源: Swen Pförtner/dpa/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题为“公民社会地图”的报告中,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例子比比皆是:菲律宾人满为患的监狱、津巴布韦遭逮捕的记者、墨西哥受到威胁的维权人士。该“地图”今年是第四次由非政府组织“面包为全世界”(Brot für die Welt)和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发布,全面关注众多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及群体的境况。

根据报告评估,2020年,全球88%的人口生活在“封闭”、“受压迫”或“受限制”的社会。优于以上三个类别的则是“开放”和“受影响”的社会。根据报告的划分,全球196个国家中,只有42个属于开放社会,甚至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在此列。也就是说仅有2.63亿人生活在一个不受压制的自由社会。

德国属于开放社会,这里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自由活动,人们有权公开抗议示威,并可轻松获取信息。报告认为,德国为控制新冠疫情采取的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属于合理范畴,但也批评了疫情初期实施的全面的集会禁令。该禁令后来被联邦宪法法院推翻。

台湾也属于开放社会。中国则被列为封闭社会。

放大镜、助燃器

新冠危机就像一个放大镜和助燃器,凸显出一个社会原本存在的缺陷。“总体上,疫情揭示了某些制度和政权之下固有的弱点”,“面包给全世界”的人权事务负责人普菲弗(Silke Pfeiffer)说,在许多地方,当局倾向于用超乎常情的威权手段应对这些暴露出来的弱点,因而让民众陷于恐惧之中。

例如在菲律宾,2020年有10万人次因违反防疫规定而遭警方逮捕。在萨尔瓦多,有17000人被强制集中隔离,一名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在被拘禁3周后才被确诊感染新冠。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日益增加的警察暴力。报告指出,一些国家的封禁措施是靠强制铁腕来落实的。

一项对400名记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在59个国家,民众经历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警察暴力。在哥伦比亚,近50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布声明,控诉日益军事化的警察暴力。

强制措施:马尼拉军警封城(2020年3月)图像来源: Rouelle Umali/Photoshot/picture alliance

以防疫为名

在许多国家,防疫措施被用来削弱民主,对人权人士和记者施加压力。例如菲律宾最大的新闻电视台ABS-CBN的播放牌照没有得到延长,此前该台多次播出有关杜特尔特政府政策批评性报道。因此报告认为,疫情时期公众少了一个客观和批评性的重要信息来源。

另一些国家则在抗疫的幌子下出台阻碍民主进程的立法。例如在2020年全年没有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官方数据)的柬埔寨,议会通过了一项表述含糊的法律,授予政府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

从报告列举的事实看,人们对公民社会境况得到改善的前景不能抱太大期望。“在2020年,形势出现不同寻常的恶化”,“面包给全世界”的主席普鲁因(Dagmar Pruin)总结道。但她也指出了一个积极的发展: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填补了当地政府的缺口,在新冠危机中发挥了创意。

例如在巴西,一些地方集市关闭、运输停顿,不少小农户苦于产品无法脱手,一个名为ASPTA的组织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分配给那些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维生的人。在封禁隔离期间,这些人难以找到挣钱糊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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