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消息传出时，《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正在香港大学访问，新闻研究者钱钢问他："这个事情你会声援吗？如果记者真收了钱怎么办？"罗昌平在文章中写下的这个情节，是这几天很多中国媒体都要面临的尴尬。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国新闻行业的腐败辜负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10月18日，长沙市警方在广州以涉嫌损害企业商业名誉的罪名跨省拘捕《新快报》记者陈永洲。10月23、24日，《新快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呼吁警方放人，得到包括各地同行在内的舆论的广泛声援。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陈永洲受人指使发表失实报道。10月27日，《新快报》头版发表致歉声明，表示"经警方初步查明，本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

央视的单方面定罪报道受到律师及媒体工作者的批评。在这个"揭露罪行"的报道中，警方没有出示陈永洲发表不实报道的证据，根据中国法律的地域管辖规定，即便他收受贿赂，长沙警方也没有权力跨省抓捕，其对程序正义的破坏仍然遭到法律界人士的谴责。然而，陈永洲在央视报道中承认收受贿赂，也让他的声援者受到嘲笑。中国媒体人在微博中对媒体行业的腐败现象展开讨论。

"正面报道"收钱更普遍

展江教授长期关注中国媒体行业的腐败问题，多次呼吁禁止记者收受"红包"及有偿新闻报道。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陈永洲是否收受贿赂有待法院的审理，但是中国的各种乱象已经在此事件中集中体现，包括法治、市场规则和媒体伦理。他指出，记者收受 "红包"、媒体收钱发表"软新闻（广告）"，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是整个社会腐败的一部分。"

针对陈永洲事件，《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在博客中透露，"记者拿'红包'现象早成为中国媒体行业的潜规则，已经正常到新闻发布会若没红包反而被视为不正常的地步"。记者个人不拿"红包"还会遭同行"鄙视"，大多媒体机构也不排斥"红包"。"对于有的媒体某些记者而言，红包甚至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他问道："一个记者如果可以靠表扬和宣传拿不该拿的钱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可以靠批评和监督拿不该拿的钱？"

除了拿"红包"发表"正面报道"之外，记者也收受"封口费"不发表"负面报道"。根据中国官方公布，10名记者曾在2008年受贿260多万元，瞒报发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起造成34人死亡的矿难事件。2009年，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死亡矿工1人的事故之后，《西部时报》通讯员戴骁军拍下了记者排长队领取"封口费"的惊人场景，引起舆论哗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此事件总共处罚了60人，包括记者及"假记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工作者对德国之声说，中国各地宣传部门时或接受企业钱财或"招待"，发布禁令阻止媒体"负面报道"，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没有职业尊严，容易自甘堕落

香港媒体人闾丘露薇发表文章比较香港与内地的媒体环境差异，指出拒绝收受利益，在香港不是问题，有廉政公署，私营媒体内部则都会有相关规定。但是，中国内地媒体人"对于资本的干预，不知道是看不到，还是觉得并不重要，着墨不多，也不愿意多谈。尤其是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用资本的方式表现的时候，对于媒体的侵蚀更加残酷凶猛和隐秘"。她认为，"抵抗政商软文也好，压力也好，这是整个媒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前线记者可以做到，如果整个业界的生态不改变，只会让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从业人员无奈离开，因为恪守本分，也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

展江对德国之声说，媒体记者敲诈勒索性质的腐败容易被揭露，但是拿"红包"、发"软文"等勾结性腐败更加严重，也得到普遍容忍。根据中国法律，这些腐败达到一定数额也是犯罪，但是通常都不会被追究。他认为腐败不仅是记者的问题，包括编辑和审稿的整个新闻生产流程都需要检讨；也不只是宣传或攻击商业公司的问题，还包括为政府官员涂脂抹粉。

法国《国际快讯》（Courrier international）中国新闻编辑郭妮（Agnès Gaudu）于2011-201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任教，她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媒体记者收入不高、缺乏职业道德都是中国记者普遍性腐败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记者没有独立工作的条件， 大多数记者要么为政府服务，要么为商业机构服务，他们没有职业尊严，就容易自甘堕落。

《人民日报》也针对陈永洲事件发表评论《有职业操守才有媒体公信》，认为"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是公众利益守护者，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媒体人本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坚持真理，实在非常重要"。这一评论遭到很多网民的嘲笑，有网民认为"人民日报谈坚持真理，笑得肚里都疼了"。

作者：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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