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个流血的星期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降到了冰点以下，此后中国惊人的经济动力才使其得以重新巩固权力。”评论说，中国知识密集行业的发展必然促成“思想自由”，对“党的思想垄断”形成“挑战”，“动摇”党的“权力结构”，评论接着写道：

“当时，是党的权力拯救了党的领导集团。共产党派遣军队镇压人民，但同时又保持经济开放和改革的道路畅通，允许个人享受比过去几百年更多的自由，其中也包括了再次走向贫穷的自由。在党的检查之外，产生了一批文学和艺术作品。城市次文化兴旺起来，只要不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形式，就能得到容忍，存在下去。对法轮功的围剿表明了禁区的范围：凡是超越民间娱乐和个人范围的活动，都在禁止之列。

党吸收了急剧扩大的中产阶层和新富，使他们在政治上中立起来，党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极易受到腐败和滥用职权等弊病侵蚀的组织。党外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一股推动民主现代化的力量，党要不想走向失败，就必须把握住这股力量。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创建独立司法、独立工会、地方代表制度以及互相监督的部门和力量。以法制反对大小党魁的为所欲为，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柏林日报刊登了一篇发自北京的文章。文章报道了一位妇女在“六四”之夜精神受到创伤的经历。文章最后描写了“六四”十五周年前北京的气氛：

“过去光辉的十五年中，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那个深深印在中国历史上的不祥印记、它丑陋、引人注目、但又不许提及。它是一重诅咒，罩在那个下令对本国人民开枪、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的政党头上。

2004年5月，天安门广场仍然是一个‘安定’的地区。警车在人群间巡逻，便衣警察带着小型报话机，行人提包受到检查，铁栅栏上的指路牌指明了行人通道。据说因为今年年初北京某公园中的一座桥因行人过多而倒塌，所以不久前才对天安门广场做出了安全新规定。那里的一切活动必须经由管理委员会批准，上下班高峰时，广场东部和西部一些地区才对行人开放。市政府把这些新规定称为‘为防止群众慌乱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