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12月，当中国政府突然取消严格的清零防疫措施时，全国各地并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感染的准备。医院救护车忙不过来，火葬场昼夜不停地焚烧尸体，仍然不能满足需求，人们只能将去世的亲人暂存在仓库里。

中国官方媒体称，突然开放的政策是基于“科学决策”和“精准防空”，绝非一时冲动。但实际上，美联社发现，执政的中共始终无视顶级医学专家为退出清零政策做好准备的一切努力，直到为时已晚。

恰恰相反，当局在病毒最容易传播的冬季来临之际突然开放。许多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药店缺少抗病毒药物，医院没有足够的物资或人员——根据数据模型、美联社记者对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现任和前任雇员、医疗专家和政府顾问的20多次采访以及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报告和指令，这些匮乏导致多达数十万人死亡，而这些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他们真的早作放松管制计划，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张作风说， “许多死亡都不会发生。”

疫情爆发后的头两年，也就是病毒更加凶狠的时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封锁和放开之间苦苦挣扎相比，中国因为方便严格管制而与众不同，被认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随着去年传染性更强、致命性更弱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许多中国顶级医学专家和官员开始担心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2021年底，中国领导人开始讨论如何解除限制。早在2022年3月，顶级医学专家就向中国国务院提交了准备逐步放松管制的详细建议。

但是，同一时间在上海爆发疫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决定封锁了这座城市，压制了逐渐放开的讨论。伴随着严厉封锁的，是清零政策成为国家的骄傲。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使得科学家们不愿意公开反对党的路线。

到上海疫情得到控制时，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仅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使得重新开放在政治上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即使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对奥密克戎也不起作用了，中国仍坚持进行大规模检测和隔离。

随着示威游行、工厂骚乱和企业倒闭的增多，动荡苗头开始出现。压力越来越大，直到当局突然屈服，一夜之间完全开放，让病毒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肆虐全国并造成致命的后果。

专家估计，在中国放开之后的感染高峰期，可能有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死亡——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不到9万人的死亡人数，但仍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死亡率。然而，根据香港大学专家所建的模型和其他科学家的估计，如果中国更好地接种疫苗并储备抗病毒药物，本可以减少20-30万人死亡。一些科学家认为，甚至还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这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公共卫生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疾控中心官员坦率地谈论这一敏感问题说， “这绝对是个糟糕的时机……这不是一个有准备的开放。”

专家报告胎死腹中

临近2021年底，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放松管制清零政策。奥密克戎的杀伤力较低但传染性强得多，这使得遏制新冠病毒变得更加困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邻国都在放松控制。

四位知情人士说，那年冬天，国务院任命公共卫生专家加入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新冠病毒控制措施。该委员会于2022年3月提交了一份报告。美联社对该文件的存在进行了首次报道。

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时候开始为可能的重新开放做准备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报告长达100多页，其中包括详细的建议，诸如推动中国拖延了的疫苗接种、增加ICU床位容量、储备抗病毒药物以及让具有轻度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留在家中。它还包括一项提议：将中国南部的热带岛屿海南岛指定为放宽管制的试验区。

但随后事情开始出现变化。

先是香港爆发的一场混乱、致命的疫情令北京感到震惊。然后是上海，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当年3月出现疫情。

最初，上海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封锁个别建筑物——这是由医生张文宏领导的一项开创性策略，他一直公开呼吁政府准备重新开放。但很快，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邻近省份的官员抱怨他们发现来自上海的感染病例，并要求中央领导封城。

美联社获得的中国疾控中心接触者追踪报告显示，到3月初，附近的一个省份发现了数十例新冠病毒病例，全部来自上海。该省省级官员辩称，他们缺乏上海的医疗资源和追踪病毒的能力，有可能在各地做好准备之前就将病毒传播到全国。

与此同时，中国老年居民的疫苗接种率低下和香港的死亡情况，以及国外关于长期新冠病患的报道，都让当局感到恐慌。当上海未能控制住病毒时，高层领导介入了。3月下旬，上海宣布实行部分封锁。4月2日，被称为中国的“清零沙皇”的副总理孙春兰，前往上海监督全面封锁。

“他们失去了勇气。”一位经常与中国卫生官员联系的专家说。

上海封城准备不足。居民们在网上爆发出愤怒的情绪，抱怨饥饿和供应不足。但是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封锁将继续进行。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说：“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习近平说： “坚持就是胜利。”

二十大之前的沉默

上海封城后，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不再公开谈论开放的准备工作。没有人敢公开挑战习近平支持的政策。一位专家告诉美联社，他和其他一些专家被中国媒体列入黑名单。

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专家说：“任何想说出与官方说法不同意见的人基本上都被压制住了。”

4月初，中国国务院泄露了一封来自欧洲商会的信函。该信函敦促中国放松清零政策。一位知情人士称，国务院官员希望由此引发辩论，但又认为自己无权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复美联社记者要求置评的传真。

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暗示要做好放松管制的准备。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最近公开的去年4月中旬内部小组讨论文件，引用了高福的话：“奥密克戎没有那么危险”。他们讨论了是否需要调整清零政策，“希望尽快达成共识”。

据三位参与者说，几周后，高福出席了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关于全球解除防疫封控措施的非公开活动，高福希望中国推进更多疫苗接种。这三位参与者拒绝透露姓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向媒体发言。高福没有回复记者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也有迹象表明党内意见分歧很大。

据一位与会者和另一位了解会议情况的人说，在5月份与西方商会的非公开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党内二号人物李克强似乎对有关清零政策正在摧毁经济的抱怨表示同情。这与习近平预先录制的将战胜新冠病毒列为首要任务的讲话形成鲜明对比。但分析人士说，在习近平这位中国几十年来最专制的领导人的控制之下，李克强无能为力。

公共卫生专家分成不同的阵营。那些认为清零政策不可持续的人——比如高福和上海医生张文宏——沉默了。但时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的梁万年一直在大力倡导清零政策。尽管梁万年拥有流行病学博士学位，但他有时被指责推行的是党的路线而不是科学驱动的政策。

“他知道习近平想听什么。”美国疾控中心驻中国办事处创始主任叶雷（Ray Yip）说。

叶雷说，梁万年在2022年1月和5月的内部会议上否决了重新开放的建议，这使得其他人很难提出做好放松管制准备的建议。梁万年没有回复美联社记者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中国卫生当局也知道，一旦重新开放，就没有回头路了。一些人对不明确的数据、长期新冠感染和更致命的变异毒株的可能性感到害怕，使他们被不确定性所困扰。

“每天，我们都被大量未经核实的数据淹没。”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官员说。“每周我们都会听说新的变种。……是的，我们应该找到摆脱清零政策的方法，但是什么时候做，怎样做？”

当局可能还一直在在等待病毒进一步减弱，或者等待中国开发的新的、更有效的 mRNA 疫苗。

“他们没有紧迫感。”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中国清零政策的博士后研究员朱宏深（Zhu Hongshen，音译）说，“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优化整个过程，他们认为他们有时间。”

上海的封锁期从预期的八天延长到两个月。当上海重新开放时，距离中国至关重要的关键的中共二十大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有望获得充满争议、开创先例的第三个任期。

冒着疫情爆发的风险开会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尽管来自北京、上海和武汉的科学家写了内部请愿书，敦促政府开始准备，但他们被告知在代表大会结束前保持沉默。

“每个人都在等待二十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专家就此敏感话题发表评论说，“不可避免地，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谨慎。” 

清零政策执行不力的官员遭到查办

中国各地的官员采取了非常措施来阻止奥密克戎的传播。

游客被锁在旅馆里，商人被无限期隔离，许多人因为害怕被困于异乡而停止旅行。退休工人许摩西（Moses Xu，音译）说，在内蒙古，一家国营兵工厂强迫工人远离家人，每天24小时住在厂区，连续几个星期。

在中国偏远的西部长达三个多月的残酷封锁中，新疆居民忍饥挨饿，而西藏则有数千人上街游行，进行了罕见的抗议。尽管如此，官员们仍然坚持动态清零，因为那些未能控制住疫情的官员遭到查办。

然而，奥密克戎仍在继续传播。随着二十大的临近，当局开始隐瞒病例并采取秘密封锁和隔离措施。

当局封锁了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郑州，没有发布任何公告，尽管他们只报告了少数病例。一位知情者告诉美联社，当局用公交车将一些北京居民送到遥远的隔离中心，并要求他们不要在网上发布有关此事的信息。一些村干部故意少报新冠病毒病例数，以给人一种病毒已得到控制的错觉。

地方政府对大规模检测活动和相关设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从武汉市到河北省的村庄，由于地方政府没有钱雇佣工人，公务员被逼着去做检测或检疫工作。

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与习近平意见不同的高级官员遭到排挤。六名对习近平忠心耿耿的政客和他一道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标志着他对党的完全统治。

钟南山亲自给习近平写信

二十大结束以后，公共卫生部门的一些声音终于响起。

在美联社获得并在此进行首次报道的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批评北京市政府对新冠疫情的过度控制，称其“没有科学依据”。他称这是对中央清零政策的“扭曲”，有可能“加剧公众情绪并引起社会不满”。

同时，他称中央的清零政策“绝对正确”。一位前中国疾控中心官员说，吴尊友感到无助，因为他被命令在公共场合倡导清零政策，即使他有时在私下表示不同意过度防控。

吴尊友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一位熟悉吴尊友的认识证实，他撰写了内部报告。

另一位发言者是钟南山，他因为对武汉最初爆发的疫情发出警告而为人所知。一位熟悉钟南山的人说，他曾两次亲自写信给习近平，告诉他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并敦促逐步重新开放。一位政府顾问告诉美联社，担心经济低迷的金融、贸易和制造业商界人士也在幕后游说当局。

除了游说，重新开放的压力还来自全国各地爆发的疫情。美联社获得的一份由北京卫生部门发布的11月5日内部通知称疫情形势“严峻”。

据三位直接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透露，2022年11月初，中国“清零沙皇”孙春兰召集了卫生、旅游和经济等领域的专家，讨论调整北京的防疫政策。两位消息人士称，钟南山提供了来自香港的数据，显示该地上次疫情爆发后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很低。

11月10日，习近平下令调整政策。

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表示，“坚持科学精准防控”，暗示他希望官员减少极端措施。

第二天，北京宣布了20项调整限制政策的新措施，例如重新划分风险区域和缩短隔离时间。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坚持清零政策。

习近平说：“必要的防疫措施不能放松。”

“白纸革命”促成清零政策迅速告终

政府想要秩序。然而，清零措施造成了混乱。

由于来自高层的信号相互矛盾，地方政府不确定是该封锁还是开放。政策朝令夕改。

在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官员们取消了大规模检测，解封了这座城市，但几天后又恢复了严厉措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打电话给市政府官员，指示他们采取既不过严也不过软的措施。

私人公寓被突然封锁，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大量的感染病例让医护人员不堪重负。旅行、购物和餐饮都停止了，街道空无一人。富人们购买了离开中国的单程机票。

11月下旬，公众的不满情绪达到高峰。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一场致命的公寓大火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封门和其他控制措施的抗议（“白纸革命”）。一些人呼吁习近平下台，这是自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以来对中共权力最直接的挑战。

防暴警察出动，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遭到迅速平息。但在幕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政府声明中不再提及“清零政策”。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称，这种流行病正在造成“疲劳、焦虑和紧张”，控制它的成本与日俱增。

“白纸革命”抗议活动发生几天后，“清零沙皇”孙春兰召集了会议，她在会上告诉医学专家，国家计划“迅速地”结束清零政策。一位退休官员表示，一些人对语气转变的速度感到震惊，其中有人表示，领导层变得比专家们“更加激进”。

据一位了解习近平讲话的人士透露，12月1日，习近平告诉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说，近日中国出现的抗议活动主体是三年疫情后感到沮丧的年轻人。

这位人士回忆说，习近平告诉米歇尔：“我们倾听人民的声音。”

一些人士告诉美联社，最终决定是突然做出的，几乎没有来自公共卫生专家的直接意见。

一位政府顾问说：“我们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 180 度大转弯。”

三名现任和前任政府雇员表示，中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抗议活动加速了习近平完全取消病毒控制的决定。

"这是一个导火索。"其中一位说，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对媒体发言，所以不愿透露身份。

据新华社报道，12月6日，习近平指示官员改变对新冠病毒的控制措施。

中国官方12月7日公布俗称新十条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等。如此突然地全面开放的决定令全国措手不及。

“即使提前三天通知也好，”一位前中国疾控中心官员说，“这件事发生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很快，患者挤满了急救病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辉瑞公司抗病毒药Paxlovid在黑市上每盒最高售价达到数千美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来估计，在短短六周内，全国大约 80% 的人口被感染——超过 10 亿人。但根据一名前官方媒体记者获得并发布在网上的泄露指令，即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局仍命令官方媒体移除对中国突然重新开放政策的批评。

“大力宣传，”当局命令道，“反驳美国和西方国家关于我们‘被迫开放’和‘没有准备’的错误说法。”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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