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不是从来就有的

多伊布勒教授以西方专利保护的发展历程为例，驳斥了许多德国人对中国仿冒产品的愤怒和指责。他说：“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愤怒是没有道理的。在德国的工业发展刚刚起步时，根本没有专利权一说；那时候大家都可以互相抄袭。专利权保护法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

又比如现在备受争议的电脑软件专利权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刚刚步入信息社会的时候，电脑软件是不受任何专利保护的。从1985年起，软件开发者才有了著作权，别人虽然不可以直接复制推广，但是可以——像引用一本书一样——提取其中的理念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今天，仍然只有少数的软件享有专利权。之所以如此，多伊布勒教授认为：“主要的想法很简单：对思维的垄断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中国产权保护问题不在立法

这也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没有专利保护和对知识的垄断是行得通的，因为这样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只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当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需要高额的投资时，人们才需要专利保护。对于中国现在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多伊布勒教授认为很难一概而论，他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它既有西部贫穷的山村，也有高楼林立的上海浦东。所以很难判定中国应该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对德国人来说也造成了一定问题。”

对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多伊布勒教授给予了肯定。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他说：“中国其实已经拥有较完整的专利保护法律体系。我在电视报道里也看到，现在中国在外商集中的地方建立了八家专利保护中心，外国投资商可以随时到那里去投诉。据我从一些律师那里了解，其中的困难在于，要真正去起诉侵权的中国企业，让它停止侵权行为的话，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而且结果成功与否也很难说。”

“指责别人要有足够证据”

关于中国“黑客进攻”和“经济间谍”的报道，多伊布勒教授认为，要指责就一定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联邦总理府没有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是明智的，只是一些媒体对此关注过度了。这些负面报道虽然会影响人们的情绪，但是不会真正伤害到两国的经贸合作。他说：“如果两国经贸关系中只有一方获利的话，那可以想象对方会因为愤怒而叫停。但是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停止在中国制造船只，不再进口中国的纺织品，那将会对德国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认为，这些批评和攻击不会造成两国的‘经济战’——更不用说，如果两国闹起来，美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只会暗自高兴。当然，这些恶意报道给不了解中国的人造成了很多表面化的成见。但是有句德国谚语说得好：‘任你狗儿在旁怎么叫，我们商队还是向前跑’。”

批评也能使人进步

尽管目前西方对于中国的批评声如潮，但是多伊布勒教授还是认为，不管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都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他说：“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懂得从批评中学习。不是所有对我有意见的人都是我的敌人；就算是敌人也有说得对的时候。中国越发展，越需要严格控制盗版现象，越需要加强消费者保护。有害健康的玩具也确实要杜绝。如果自我批评做好了，为什么不来批评批评德国呢？我们这里发光的也不全是金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