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存在着由各种猜测和利益而滋生的畏惧，谈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正在形成的挑战、谈属于中国的未来。这些话大多带着恐怕自己没落的语气。为什么我们不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把中国既看作是经济上、也看作是政治上的机遇和风险，可以利用或避免呢？数十年来外国在政治上对北京政权的特殊处理，使得与中国对话变成了一种可悲的形式，无论人权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或贸易和货币问题，都是这样。布什最近与胡锦涛的会晤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就象说美国能统治世界一样，认为中国将替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想法也很成问题。中国虽然是一个新兴国家，但在亚洲还远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不用说是世界强国。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经济、知识和政治上具有极大潜力的印度崛起的速度并不亚于中国。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由多极组成，它们互相竞争，但也互相补充。在这样的多极结构下，全球进行的政治对话必须更为公开化。对待中国，西方不应自己画地为牢，牺牲自己的政治信仰。”

法兰克福评论报也认为，中美首脑会谈并没有解决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分歧，其原因是双方的“利益不同”。该报写道：

“在外交上，中国领导人首先想的是必须给兴旺发展的经济提供能源。对北京来说，只要苏丹和伊朗政权向中国提供石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或德黑兰的核威胁就无关紧要。尽管北京声称要使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但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根本改变贸易状况。只要西方的康采恩向中国投资数十亿、数百亿，只要世界要求廉价的‘中国造’产品，北京就可以确定贸易条件。中国企业窃取西方技术，以便更快与国际接轨，也在意料之中。

所以北京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很小，它只是在政治上做一些修饰。为了安抚美国国会中要求对中国科以惩罚性关税的批评人士，胡锦涛带着一本支票来到美国。为了转移人们对中国盗版的注意，中国的电脑生产厂家联想与美国微软签订了购买软件的合同。胡锦涛访问前，因缺乏宗教自由而受到批评的北京政府对达赖喇嘛和梵蒂冈发出了非同一般的和解声音。但在共产党一党统治和警察控制国家等根本问题上，北京没有做出一毫米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