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第4代领导人正悄悄地放弃邓小平、江泽民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时而愿意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对此发展趋势特别感到不安的是美国。它担心自己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的美国问题专家鲁道尔夫认为，如何对待中国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是美国今后几十年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挑战：

“对待新的强权国家的崛起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过去的例子一般来说不适用于今天。19世纪末德国帝国的崛起对当时的国际政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适应过程。现有的大国，说到今天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实力雄厚的大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源，并可能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美国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不够以及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美国政治家抓住一切机会敦促中国将人民币继续升值。在亚洲研究所金融问题专家许勒尔女士看来，有关汇率的讨论过于理论化，政治化：“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汇率体制更公平，或不公平，每个国家依据自己的框架条件做出决定。国际货币基金也承认这样的运作方式。因此，我不认为汇率问题应当对中美贸易的现状负责。”

而这正是汇率争议的焦点。美国坚持认为，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来获得贸易上的优势，并使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去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突破了两千亿美元大关。金融问题专家许勒尔女士认为，造成这一巨额逆差的原因主要是亚洲的生产分工：“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是亚洲地区的大工厂。这意味着，进入美国的产品一般来说不只经手中国。元件或半成品来自日本，韩国，台湾或香港，之后在中国大陆组装，最后出口到美国或欧盟。中国只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的一环。这样区域性分工的结果是：一方面价格非常低廉；另一方面新创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并不在中国。换句话说，中国只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承担一小部分责任。”

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还远不止于此：两国对世界秩序的设想完全不同；对有限能源的争夺将愈演愈烈；两国在亚太地区竞相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两国在人权纪录方面相互指责；当然还有台湾问题。五角大楼对中国不透明的军事现代化极为忧虑，并不惜使用激烈的言辞。从去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功亏一篑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美国国会的敏感有时已到神经质的地步。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努力寻求与中国这个亚洲的竞争对手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去年两国开始定期举行战略性对话。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被指定为总统特使，对中国的新提法“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就是佐利克的发明，翻译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新的政治角色的承认。

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信号自相矛盾吗？美国问题专家鲁道尔夫认为，这正是美国明确的对华策略：“这种双轨的策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合作和经济上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对中国的一种风险保障，做好中国在特定条件下走不合作路线的准备。这一策略是美国在几年前的讨论中就已确定了的。有些人称之为congagement, 是engagement和containment的混合，也就是沟通与抑制的揉和。这一双轨的策略也顾及了美国国内，包括政府和国会的不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