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联合国艾滋病高级别会议在纽约召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此次会议上指出：自30年前人类发现艾滋病以来，国际社会在抗击艾滋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在全球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一些国家，感染艾滋病毒比率减少了四分之一，全球600万人能够得到治疗服务。潘基文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他的前任安南在普及艾滋病治疗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次高级别会议将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敦促合作方团结一致，以在2015年前实现普及艾滋病预防、治疗和关爱服务,国际社会还应该利用青年以及新通信技术的力量，开展一次预防艾滋的革命，以在全球实现无新发艾滋病毒感染、无歧视和无艾滋病导致的死亡的目标。

据悉,此次会议包括3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民间组织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代表参加，预计会议将通过一份对未来5 年全球抗艾工作具有指导性的宣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干事西迪贝指出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上，南非、印度和中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他同时警告说，但在发展中国家，每年仍有180万人死于艾滋病。

目前中国的防艾抗艾缺乏公众的参与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到近年湖北、云南、四川凉山等地艾滋病高发，中国防艾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防艾抗艾现状如何、主要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在哪里？中国社会学家、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中国在防艾领域虽有积极的行动,但还是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是中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认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观念，那就是艾滋病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在发展中国家还涉及到不公平、歧视等问题,所以在中国防治艾滋病领域，相比较其他领域呈现更多的公众参与。

但04年之后的变化中，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殊环境的挤压，由公众参与变为只是专业部门在做项目。这种转变也是因为中国转型的压力，怕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不习惯公民社会甚至排斥公民社会。另外也因为这其中产生了巨大利益，使防疫部门过多的把防艾工作局限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中。

非政府组织获得的资金份额非常小

李楯还认为，中国艾滋病领域面临对中国整个防艾情况如何评估的问题。他认为，实际上，中国艾滋病在数目上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但艾滋病问题的性质上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不愿意正视这些现实，也造成了艾滋病在中国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如“血浆经济”和“血制品”导致艾滋病的感染，到目前也得不到妥善的处理。所以中国防艾道路还将艰难而漫长。

5月份，以防治艾滋病为主的全球基金会，暂停中国项目资金，李楯也指中国政府对全球基金项目资金进行控制，非政府组织很难获得项目资金。“象全球基金会的项目，中国有权利享有其中的份额，中国艾滋病防治也需要这些资金的支持，当然这些钱在中国的使用是存在问题的，并不是很恰当，很长时间以来，来自国际组织的资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做NGO游戏，谁也不愿意触及防艾实质问题，中国在防艾的基本价值理念上，和国际主流社会的人权、反歧视等半心半意，中国政府在NGO参与问题上，就会出现笑话，中国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在哪里？感染者群体的组织、易感人群的组织能不能得到资金的支持。这些最需要得到资金支持的群体往往很难得到，比如全球基金会的资金拔给中国的钱，即使是专门指定给非政府组织，但他们获得的份额到最后非常小。”

呼吁政府信息公开、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尊重高危人群

北京防艾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东珍纳兰的负责人李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防艾领域有以下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血浆经济”导致的艾滋病感染，虽然几个重灾区早已停止“血浆经济”，但政府屏蔽信息，使“血浆经济”严重的河南、山西、河南邢台等地，农村地区的百姓因为不知情而继续感染他人；另外就是防艾领域由于政府限制，非政府组织不能获得成立和开展项目的合法性，导致NGO的发展及自身能力建设出现问题。

另外他也关注到中国政府由于各部门协调出现问题，对高危感染人群的防艾工作出现漏洞，如对吸毒者、和同性恋人群，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导致侵犯这些人群的权利，造成社会歧视等，这些不利于防艾工作的展开。

李丹呼吁中国政府给予防艾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注册自由、也呼吁中国政府各部门对高危艾滋病感染人群开展人性化的管理措施。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