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茅于轼先生,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周五，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2009年全年需要就业的总数超过2400万，如果按照8%的经济增长率来算，全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大概只有1200万。您觉得这个数字是否能反映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呢？

茅于轼：我记得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比较了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其它国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差的。95年到05年这10年里，中国GDP增长平均是10%。但是就业增长是1%。相对而言，他们比巴西作例子：同样时期，巴西经济增长是3%，就业增长也是3%。可见我们的增长方式有问题，是不利于就业的。我们做的资金密集型的大项目，比如说一个水电站，几百个亿，上去之后几千个人就业吧。一条地铁也是几十个亿人民币，也不过一两千人就业。买一架飞机，就业的人也很少。相反在服务行业，几乎几万块钱或者10万块钱就能有一个就业。而这方面的机会远远没有开发。所以我认为中国就业问题需要改变投资的方向。把大的资金密集的这些公共设施的项目减少，多投到一些服务行业。特别是要让民营企业得到发展。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

德国之声：中国很多年以来一直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受到的打击很大。是不是因为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受到打击，所以说才造成就业的问题那么严重呢？

茅于轼：我觉得是两方面因素都有。就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我们已经有这个问题。我刚才提到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是在经济爆发以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出口加工行业。这部分行业因为订单的减少，所以减产，关门，有人说造成两千万人的失业。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可靠不可靠。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有年轻人大学毕业、高中毕业的需要就业，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就业又失业的，这部分人要转业。这两部分人都需要解决。我认为这个解决的方案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开放服务业的发展。

德国之声：您能谈谈具体怎么操作吗？怎么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茅于轼：比如说金融业。金融业是属于服务业的一个方面。金融业可以容纳相当大的就业人数。最近有一个好的发展。政府开放了一个口子，让私营资本可以进入到农村金融。开始发放小额贷款。我知道可能有二百亿以上的金融资本进入到农村发放小额贷款。这项工作就可以解决相当多的就业人数。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金融业不见得都要大学生。我们雇了十几个初中生，一样能为金融业服务。这很适合农村需要，非常有前途，对于就业、脱贫、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对农村的贫困有许多的好处。但是现在这个口子开的太小，而且有很多限制，我希望能够再把它开的大一些。

另外，我最近遇到一个案子：西安的一个私营企业，政府用非法集资的罪名差不多就把他们搞垮掉了。它有上千人的就业，蛮好一个企业就被搞跨掉了。这个背景也是挺复杂的。这个例子就说明，民营企业受很大的制约，自身难保，要它再帮助就业就很困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要花点钱，来帮助发展就业。比如说培训工作，政府可以花点钱帮助年轻人培训。哪些行业缺人，就让他们做培训。培训之后还要帮他们介绍工作。像这样的事情应该用一些民间的企业、职业介绍所、培训机构，政府给他们扶持。这个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另外现在中国是看病贵，教育贵。为什么贵呢，因为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说明有很大的需求。这个方面市场是有的。问题是政府要给他们开放。民营的医院现在有一些，但是有很多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现在还不能办医院。这些都可以开放，增加就业。

德国之声：那您觉得您说的这些方面中国现在还没有放开，是不是由于促进就业的政策方向或者是思路还没有转变过来呢？

茅于轼：这是一方面。现在的着重点还是保八--GDP要增长8%。而就业没有一个硬性指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GDP有一个指标可以量的。但是就业到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所以地方政府不能用这个来证明自己的政绩。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就业是不太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GDP。因为GDP是有量可以测量的,而就业没有可以测量的统计。现在统计局没有这个数，没有真实的失业率。现在只有一个登记的失业率,但是这个是不说明问题的。这个数字和真正的就业没关系。所以地方政府它就不关心就业的状况。这恐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德国之声：您曾经表示过，您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是就业情况。我们发现在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台之前也是提出要创造多少多少就业岗位。德国社民党的候选人施泰因迈尔，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也提出要在德国实现一个几乎相当于完全就业的目标。虽然在竞选的时候许诺的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兑现，但是不是体现了西方政府注重就业对一个政府是否成功的衡量？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很重视，只是一味的着重强调GDP的增长。

茅于轼：是的。你说的不错，我同意你这个分析。中国和西方国家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西方国家有一个人就业，都算是很要紧的事。政府帮助一个人就业，就可以说我做了一件事。但是中国没有这个习惯。中国关心的是GDP，有这个区别。

德国之声：我们刚才谈到可以通过服务业促进一些就业。如果是能够促进的话，可能主要受益的是一些农民工或者是城镇的低收入人群。但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也面临就业问题的群体--大学生。我们发现最近这几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甚至包括一些学历比较高的，比如硕士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一个是工作不好找，再一个是一开始入门的收入也比过去几年少了很多。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大学生毕竟象徵着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阶层。

茅于轼：中国大学生就业现在发生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是因为(大学生)扩招速度太快。因为大学生的需求，大体上跟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过去GDP增长是10%，但是一扩招就是增加了70%，80%，甚至一倍。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造成大学生的过剩。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如你所说的，一个是工作难找，一个是待遇降低。我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他的原因就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从长远看，我们整个民族的大学生的数量还是不够。各行各业，比如说作秘书，过去是高中生，今后恐怕就是大学生了，甚至更高的学历当秘书也不见得就是屈才。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秘书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人。所以如果整个的水平提高，大学生并不多余。但是从短时间看，两三年的时间看就是增加的太快了。大学生的供给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需要让大学生降低自己的预期。先把工作找到，能够有一个凑合着干的事儿。在工作里面发挥他的潜力，来追求更好的发展。头一步你就得屈才一点嘛。

德国之声：就目前的形势看，您对中国今年和明年的就业形势作什么样的预测或是估计呢？

茅于轼：这个相当大程度上要看政府的行为。刚才我说到，中国没有一个正式的失业统计数据，很多人都在提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能解决，我觉得会对就业有很大帮助，否则地方官员还是只想着GDP，不想就业的问题。政府也没法考核就业怎么样。我觉得这跟政府的决心有关系。现在国内对于就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我想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吧。但是就业的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这和我们国内的改革、跟世界经济都有关系，我就不好说了。

采访记者：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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