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10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以“石块飞舞与花束”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莫言一再表示，文学应不涉政治，其实，他自己却非常清楚，在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下个人应有何种态度。若进退失据，便成尴尬：

“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颇为不易。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受到‘出卖’的指控。因为，他们或者是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在国内因此受到辱骂和迫害；或者与当局合作，因而不得不听到来自境外的或国内的政府批评者的不满之声。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属于第二类。 “莫言称，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其实，他效法的写作模式来自奥利弗·特维斯特和查尔斯·狄更斯。不论伴随多少感情色彩，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类似于工业化初期时代英国所处的历史发展点。

“对狄更斯的看法历来大相径庭。卡尔·马克思为他辩护说，一个作家只要能无情地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画面就够了，由此产生的政治行为可以交由他人去完成。……文学应超越政治，或至少是在不同领域活动，对一位当代欧洲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对中国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那里，公众受到操控，作家是危险人物，监控无所不在，由此产生的道德责任是一种直接的责任。—这就是莫言获奖面临的批评主调”。

莫言的文学观

当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也刊登一篇文章，对莫言的文学观作了分析。文章强调， 莫言的文学观在中国年轻一代中也受到质疑：

“对公共氛围的基本怀疑，莫言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毛主义时代的经验，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所戴面具的位置是否端正；另一方面是基于（毛主义之后）时代的解放感，这时，文学至少被允许可以描写政治以外的生活。他尤其感谢党在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他称，没有这一政策，他‘绝无可能成为’现在的他。以后又增加了一种佛教的视角。根据这一视角，‘人类生命中的许多争斗都毫无意义’。

“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经验。政治自由主义摈弃政治暴力，强调智性，要求知识分子取得内外一致，实现公共生活的和谐。如此，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也就会对这样的一位作家提出批评：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他甘愿听凭国家机构任意驱使自己。年轻一代的中国博客和作者们便表示不能认同莫言的生活经验，并要求他公开说出坦率之言”。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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