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乐天公司约200名工人罢工，工人抱怨其收入仅仅在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线上，即约960元人民币，即便工作七、八年的熟练工人也是如此。报道称，有数十名警察在工厂外，出厂门的工人大部分避免同记者接触，厂方则拒绝记者入厂采访，也拒绝证实罢工消息。

近几个月以来，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佛山本田罢工事件发生后，中国多个省份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据《中国日报》报道，青海省从下月起也将提高最低工资28.8%，至770元。

但“中国劳工通讯”的蔡崇国认为，单凭政府出面制定最低标准，无法有效改善工人收入。他表示，政府的这一规定好处是为工人提供了一个依据，可以以此向厂方提出要求。但消极的一面是，许多工厂就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而完全不考虑工人的技术水平、工龄，导致工作多年的农民工仍然必须依靠加班才能维生、往家里寄钱。

此外，政府的指令仅对公务员、部分国有企业有效。很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并不贯彻这一标准，而地方政府又往往站在老板的一边，并不认真监查规定的落实情况。

蔡崇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效并且合理的方法还是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他说：“通过劳资谈判来制定工资标准，而不是靠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劳资谈判按照国际惯例以及现实情况，就要参考物价上涨的幅度、工人的实际生活费用、工龄、技术等因素。”

蔡崇国认为，一些媒体报道认为中国的罢工浪潮正在蔓延，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上自富士康跳楼、本田罢工事件以来，这几个月的罢工事件数量呈下降趋势。“其基本原因还是政府要稳定压倒一切，到处启动维稳机制。对工人的压制还是很普遍的。广东要好一点。但其它省市对工人罢工是非常警惕、非常恐惧的。”

蔡崇国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甚至工会关注工人、农民工的状况。如果有罢工、停工、示威游行的趋向，就要紧急报告并启动内部维稳机制。尽管广东省有一些进步的现象，但比如在河南平顶山纺织厂罢工中，就出动了大量警力，一些被捕的工人至今仍未释放，这成为典型的压制案例。由于封锁消息，外界无法从媒体中获得相关信息。

作者：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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