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3月10日是“西藏抗暴”66週年。1959年的这天被中国政府定调为西藏人民的“武装叛乱”之日，但在藏人的眼中却是一场大规模“抗暴”或“起义”，后来达赖喇嘛以及数万藏人因而流亡到印度。

为争取各界对西藏的关注，西藏流亡社群之中最大组织“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简称藏青会或TYC）的主席贡布顿珠（Gonpo Dhondup），今年2月初首度到台湾。在非政府组织“西藏台湾连线”邀请下，贡布顿珠在台湾参加了已举办15年的“为西藏自由而骑”活动，并与台湾官员、议员会面。

贡布顿珠接受DW专访时格外强调团结互助。他表示，藏人视台湾为同盟，而争取西藏自由的运动核心正是团结反对中国政府，迫使中国为其压迫行动负起责任。

以下是在不影响原意跟脉络下，经翻译、编辑的节录专访。

DW：您身为藏青会主席，在许多采訪都谈到要怎么有效地抗议与抵抗。根据你的经验，能够鼓励或激励年轻世代流亡藏人为西藏自由奋斗，最有效、或最有力量的抗争方法是什么？

贡布顿珠：自从藏青会成立以来，其中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筹办不同的政治倡议活动。在过去50多年里，藏青会组织了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例如绝食至死的活动，不吃东西超过1个月；另外还有许多群众抗议集会、自由骑行，以及透过游说的倡议工作。

藏青会组织这类非暴力的战略行动，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有助于维持我们运动的活力、提高各界对西藏正义事业的认识，并争取对于西藏议题的支持。

自从我2019年成为藏青会主席，我们也在印度和海外各地办了大规模公众集会和抗议活动，办过自行车骑行活动，有一次和平游行更走了700多公里，为期近1个月。从我的经验看来，这些活动不仅获得了在地社群支持，也在国际媒体平台让议题被看见。

DW：从事抵抗运动时，你在跟年轻藏人世代或是跟先前的世代互动上，有什么不同吗？

贡布顿珠：有一些改变……我们藏人是被分离、被分割的群体，原因是中国非法占领了我们的国家。1959年，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大约8万名藏人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寻求庇护，从那时起就有了分隔：生活在西藏境内和西藏之外的藏人。

生活在西藏之外的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典和祝福下，我们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藏人社群。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在海外出生的藏人，第三代流亡藏人青年，但我对我的志业还是够投入。我从未有机会踏上自己的土地，从未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暴行，但我的心中感受到民族主义，有足够爱国心为我的志业努力，投身倡议工作。

那么是谁养育了我？是我的社群。是谁给我指引？是我的领袖。是谁给我平台？是我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藏族青年，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致力于这项志业；虽然我们是第三代流亡藏人，但我们还是致力于做任何事情来维系志业， 反对中共政府。

DW：想请问您，作为海外的藏人年轻一代，是如何在藏人流亡社群中找到连结和身份认同？

贡布顿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在西藏以外有非常活跃的流亡藏人社群，每个定居点都有。以印度为例，我有40多个藏人定居点。

每个定居点，都有一名由藏人任命或选举出来的定居点官员，负责照顾藏人福利。在每个定居点，也都有藏族学校，藏族孩子不仅可以学习现代教育，还可以学习藏语、藏族历史，可以实践藏族文化。透过这样充满活力的社群，我们也在保存、推动、维持我们的运动。

所以藏人内部和外部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有非常牢固的纽带。我们藏族青年总是说，我们生来就是倡议者，始终把自己视为那些无辜、无声藏人的大使或代言人，他们在中国野蛮的占领之下，继续在西藏境内承受苦难。这就是我们与西藏境内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而在西藏之外，我们也因为达赖喇嘛尊者，而有非常紧密、充满活力的社群。

DW：您认为年轻藏人世代看待西藏的未来是否存在共同或集体的愿景？具体来说，您认为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藏人都支持西藏独立吗？

贡布顿珠：我们无法一概而论，但有一些藏族青年是有这种感受的，他们有恢复西藏完全独立的想法。但目前“中间道路”（注：主张跟中国政府对话，而非支持西藏独立）是我们流亡政府的官方政策。

我们有流亡的民主机构，因此在民主体制下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是我们拥有的独特特质：我们流亡在海外，但我们有民主体制。所以所有藏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任何意见，自由选择任何路线和他个人愿意采行的合适政策。这是我们在流亡之中享有的特权。

DW：所以你不认为中间路线和西藏独立之间存在冲突吗？

贡布顿珠：没有冲突，但有区别。我们有一个主要目标要实现，也就是解决西藏议题，为此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藏人行政中央（常称为西藏流亡政府或CTA）官方政策是中间道路、跟中国对话；对于西藏青年会来说，身为藏人最大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是恢复西藏完全独立，这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权利。西藏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占领。要求我们自身的自由还有西藏完全独立，是我们的道德权利。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来，达赖喇嘛尊者给了我们流亡的民主体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而我们正在运用民主和流亡的特权，把独立作为我们的目标。第三，我们不能、也从不信任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中国的外交保证绝对不可信。基于这三大原因，藏青会作为西藏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过去50年来一直坚定支持西藏完全独立。

DW：所以你也不认为有一种可行方式，让藏人组织或社群跟中国政府对话，为西藏寻求更好的未来？

贡布顿珠：藏人行政中央跟中国政府有时会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对话，这是官方的政策和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会继续争取我们的要求，奋斗到恢复应有的独立为止，并继续推动所有的抵抗运动，继续抗议，从事一切的政治倡议工作。世世代代会过去，但我们的要求会一直存在。

DW：在达赖喇嘛之后，你认为是否会有另一个人物像现在的达赖喇嘛一样能够团结藏人群体？中国政府很可能会设立他们自己的代表、自己的一套叙事，你又会如何与之对抗？

贡布顿珠：达赖喇嘛尊者是藏族人民和藏人运动的心脏和灵魂，我们很难想像达赖喇嘛缺席西藏自由运动的情况，一直祈祷、祝愿达赖喇嘛尊者长寿。我们西藏青年会也多次这么说，达赖喇嘛尊者为了西藏的事业和世界和平万岁。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跟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完全没有关系。中国政府（国家宗教事务局）2007年发布第五号命令，提到所有转世喇嘛都应该得到中共政府批准。我们西藏青年会反对这种说法，自2007年起就谴责第五号命令。

我们的要求是，中国政府，这些无神论者和非信徒，跟转世的过程无关。转世过程和活佛是我们的佛教传统，是源于信仰的，不是强迫的行为，不能透过军事力量任命人选。喇嘛的转世，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喇嘛尊者，都是有追随者自愿奉献的。中国政府跟这些毫无关系，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无从置喙。

因此，当时机成熟时，达赖喇嘛尊者本人、他的办公室以及西藏人民，将决定谁成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

DW：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政府对藏人的压迫和镇压似乎有增无减。几天前（2月5日）人权观察组织刚发表了声明，再次提到西藏关闭职业学校以及对藏人孩童的同化。你如何让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关心这些事？

贡布顿珠：习近平正在做和毛泽东一样的事情。独裁者习近平正试图消除藏人身份认同，在西藏掀起文化灭绝。看看殖民地寄宿学校的问题，五岁以上的藏族儿童被从家里劫走，离开家人，被迫入读所谓的中国殖民寄宿学校。他们在殖民地寄宿学校所做的是，试图洗脑藏人孩童，强行同化藏人，他们试图将藏人转变为汉人。

我们非常担心。习近平领导阶层掀起了文化种族灭绝，这是在重复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独裁者习近平是21世纪的头号罪犯。他犯下的罪行不仅针对我们藏人。看看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多少集中营，数百万东突厥斯坦人在习近平统治下遭受苦难。还有南蒙古人、法轮功学员。

现在习近平透过他的扩张政策，扩大影响力和威权主义，试图把威权主义统治引到中国之外，针对香港以及台湾，又对印度和邻国带来暴力和不安全感。所以现在习近平是头号威胁，他是杀人犯，要为21世纪的死亡和破坏负起责任。

DW：藏青会被中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你怎么回应？

贡布顿珠：我们欢迎任何媒体记者和观察者参观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印度是领先的民主国家。欢迎大家来看我们是不是恐怖组织，还是为西藏志业而努力的团体。

我们不像中国政府把一切都藏在后面，不让独立媒体报道。我们是开放的，也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的运动正在对中国政府施压。由于西藏青年会的积极倡议和过去50年来的明确立场，中国政府不得不将我们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项成就。

DW：对流亡藏人社群，以及世界上所有的流亡群体，你会希望说什么？

贡布顿珠：对于藏人，我们必须团结积极发声。团结起来，我们的声音就会更强大。

对其他流亡群体，尤其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西藏青年会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们向所有共同盟友致敬。

这个共同的联盟包括西藏人、台湾人、香港人、东突厥斯坦人、南蒙古人，他们都是中共政府的受害者，所以我们主张必须团结，才能更强大。我们必须共同让中国承担责任，让中国对死亡和破坏负责。我们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对抗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跟共同的盟友维持紧密关系。

（贡布顿珠是流亡藏人第三代，自2019年起担任西藏青年会主席；该组织是西藏流亡社群中最大、成立最久的组织，致力以非暴力手段推动西藏独立，并促进西藏文化与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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