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96年我高一的暑假，把我一手养大的阿嬷在炎热的夏夜里遇上抢劫，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街头…… 当时的我有强大的意图，想要亲手杀了这个犯罪行为人。”这是代表37位死囚声请释宪的律师之一李宣毅的开场陈述。

阿嬷的死，让李宣毅走上法律的道路，不断试著解答自己的困惑。“我渐渐意识到，我想要追杀的人不是那个被告，而是那个犯罪成因，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创伤的狡诈需要国家出手研究，进而建立有效的系统来协调。很难我知道，但是心疼被害者就是台湾价值，他们值得。”

李宣毅说，死刑的存在“降低了国家步上艰困道路的决心”，如今更该直面问题，真正积极协助受害者家属找寻真相、走出创伤。

在法庭上，犯罪受害人保护协会律师陈淑贞提出该协会的调查数据指出，有超过九成的受害者家属不支持废除死刑，其中一位家属更批评废死是“沽名钓誉”。

盡管如此，英国人权组织“死刑专案”（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共同执行董事雷绍尔（Saul Lehrfreund）接受DW访问时表示，从他与台湾许多受害者团体的谈话以及国际案例看来，他发现家属需要的往往不只是死刑与复仇。

雷绍尔说：“他们要的是得到尊重，要的是犯罪司法体系提供充分资讯，要的是在有必要时获得补偿，要的是支持。”

台湾废死联盟执行长林欣怡则告诉DW：“我相信他们（被害者家属）一再的诉求，就是他们希望被看见，希望可以被好好的照顾到。”然而，台湾政府过去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足够努力。

死刑存废该不该看民意？

23日辩论一大焦点仍围绕台湾的“民意”。台湾法务部要求大法官谨守“司法自制”，不该“逾越权力分立的界线”。在法务部看来，台湾社会尚未形成废死的共识，大法官不应贸然宣告死刑违宪，而该把这样的重大争议事项，“留给民主机制决定”。

偏向支持死刑合宪的谘询专家之一、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许家馨认为，死刑存废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没有哪一种必然优越”，不适合由大法官做出“终局决断”；此外，若直接宣告死刑违宪，亦排除了经由立法来改良制度、找出替代方案的可能。

对此，林欣怡表示：“司法已经自制20年、30年了……在它自制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多人命就消失了，因此现在来让大法官来做出（废死与否）的决定，是正确的。”

国际人权专家雷绍尔则重申“死刑存废不应单看民意”，强调宪法法庭是“宪法的守护者”。“法庭的作用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就算是边缘人和脆弱群体。法庭不是来表达多数意见或呈现多数人意志的。”

雷绍尔说，宪法法庭的角色是审视宪法，解释并维护宪法保障的权利，考量的是价值、人权原则、国际法律义务和世界各地的判例发展，民意反而不是决定因素。事实上，在废死议题上，多数国家的人民是在政治或司法的引领之下，才逐渐接受废死的理念。

部分专家和大法官进一步对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抛出疑问。大法官詹森林以同性婚姻合法化、通奸除罪的释宪案为例：“难道我们不可以在或许当时跟民意有冲突、甚至完全相反之下……对民众阐述宪法价值，或对一般大众做宪法教育的解释或裁判？只要跟民意有关，就绝对要和民意妥协？”

认为死刑违宪的谘询专家、台大法律系教授颜厥安提出另一种论点，主张大法官并非毫无民意基础，因为他们是由人民选出的总统提名，再经由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同意；反而是一般法院有权判死的法官，并没有民意基础。

目前全球有超过140个国家在法律上已废死、或在实务上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台湾、美国、日本是少数仍有死刑的民主政体。

从世界各地的废死案例来看，包含德国在内的国家是在多数民意不支持的情况下，便先行以立法方式废死；少数国家则透过宪法法庭解释的路径来废除死刑，例如立陶宛、南非、阿尔巴尼亚等国。

应不应有死刑制度？

这次法庭辩论另一个焦点是死刑存在的目的。许多专家都同意，近期证据显示死刑对犯罪的吓阻效力不大；不过，开南大学法律学系教授郑善印仍表示，有必要让犯罪者“接受自己行为的责任”。

台湾法务部主张，“死刑制度存在，不代表会大量运用死刑”。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慧提起2014年台北地铁随机杀人案和2012年台南电子游乐场杀童案，“如果刑法没有死刑的选项，真的能够全面评价行为人的恶性吗？”

据法务部说法，这些案件“犯罪手段凶残，造成的危害重大，行为人也没有悔悟教化的可能性”，因此若司法无法采取相应措施，不符合“罪责相当”。

声请释宪方则强调，死刑侵害人性尊严，而且死刑判决过程当中存在各式各样的“恣意性”。结辩时，声请方的李艾伦律师引用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台词：“一个人要有多么的幸运，才能认定世界温柔，而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罪犯残忍？”

李艾伦抛出一系列假设，指出罪犯“如果运气好”，或许没有严重精神障碍、或许能得到有经验的律师协助、或许能让法院愿意了解他的人生。

“有人会说，这就是运气啊；我们会说，这就是死刑的恣意。我们认为，在台湾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应该被运气决定；也没有任何的生命，应该被国家决定，因为生命的价值，不应该被决定。”

台湾是否违反国际公约？

早在2009年，台湾就签署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国际专家认为，台湾有责任积极朝废死前进。该公约写道，尚未彻底废死的缔约国应该在可预期的未来“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在事实上、法律上完全废除死刑；该公约已通过成为台湾的法律。

台湾法务部解读该公约“并没有要求缔约国废除死刑，只要求必须将死刑判决限于最严重犯刑”。人权专家雷绍尔持不同意见，认为台湾违反了该公约规定，因为公约条文确实是要求签署国废死，而且强调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该被“无理剥夺”。雷绍尔表示，台湾迈向废死的道路走得太漫长，“政治上的进展并不足够”。

23日在法庭上，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代表高涌诚说，死刑阻碍台湾成为“亚洲人权标竿”，国际审查委员早已多次呼吁台湾应废除死刑。他还指出，国际公约强调保障生命权，而“保护被害人”与“废死”两者之间，不该被理解为对立。

台湾废死联盟也发表新闻稿：“这么多年来，很多证据已经证明死刑制度是一个时常出错，恣意且没有吓阻效果的刑罚，这样的刑罚应该被废止，杀人机器不应该被修补，应该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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