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为期两周的第73届柏林电影节已落下帷幕。起初令中国影迷骄傲的15部入围中国影片，仅有一部儿童短片在新生代（Generation Kplus）竞赛中被特别提及，即青年导演劳馨莹的《小晖和他的牛》。其余影片，包括知名导演张律、刘健、女性导演韩帅和新秀导演张大磊等人的作品，虽然在光影、卡司上都极为优秀，但除了较受华人圈推崇以外，未引起欧洲观众的广泛讨论。

对社会和国际议题的反思历来是柏林电影节最引以为傲的。在硝烟未平的俄乌战事，死伤惨重的土耳其-叙利亚地震以及伊朗女性抗争困境的严峻背景下，电影节官方反复强调对乌克兰和伊朗等地区政治的关注和民生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在电影节开幕时致辞表示：“保持沉默就是助纣为虐”。反观此次参展的中国影片，从主题到风格几乎都更加本土和个人化，与聚焦当下的电影节主旨形成鲜明反差。

“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与本届柏林电影节广受关注的那些作品相比，几部较大制作的中国影片里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乌托邦。主竞赛的参赛片《艺术学院》、网络剧《平原上的摩西》和短片《我的朋友》通通将目光转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代和当时的生活细节，另一主竞赛片《白塔之光》中的主角，一个迷惘的文艺男中年，也是在90年代的诗歌和理想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当德国之声问导演刘健为何没有像2017年的《好极了》那样拍摄现实问题时，导演答道：“《艺术学院》仍是关注现实的，只是时代不一样”。

近年来，中国文艺圈的怀旧风潮势不可挡。从花样繁多的综艺、音乐节目引领全民欢唱老歌，到层出不穷的古装电视剧，以及《长津湖》、《满江红》等历史题材电影的火爆，中国影视和观众们沉湎过去的倾向极其明显。

自由和开放的90年代虽值得怀念，但对欧洲来说，在当下的危机和动荡面前，三十几年前美丽的憧憬和承诺已愈显苍白无力。当年的中国和世界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早不可同日而语。眼下在欧洲广泛呼吁的口号，民众之间的国际团结（International Solidarity）似乎对一些中国影人还较为陌生。《绿夜》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之声记者提问两位主演如何看待本次电影节中女性评审和演员们对女性权益和伊朗女性抗争的支持。范冰冰的回答是：“女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在任何时候，不管是谁，男人或女人，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人性与团结精神

艺术本身固然不应被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左右，然而电影作为一个“再现现实”的艺术，脱离社会背景或将空无一物。电影观众同时作为社会局势中最直接的接收者和感知者，自然很难无视眼前的危机和焦点。回顾本届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的影片，大概说明了——人性与团结精神正是现在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夺得金熊奖最佳影片的是法国纪录片《Sur I’Adamant》（坚毅之旅），在一所非传统的精神健康护理中心内拍摄。银熊奖评审团大奖，德国剧情片《Roter Himmel》（红色天空）则用象征和讽刺的手法，讲述了年轻人自我中心化的焦虑以及与周遭断裂的情感联结。这两部影片不但包含了对个人与社群的反思，并触及了人与人之间或失衡或可重建的理解与关怀。

对社会生态的关注显然也是柏林观众们最在乎的。由观众投票选出的两项大奖就分别属于“全景单元”中的故事片《Sira》（茜拉）和纪录片《Kokomo City》（科科莫城）。前部反映了撒哈拉沙漠中穆斯林女性遭受恐怖主义者绑架和残害的现实，后部则是一部四个美国非裔跨性别性工作者的生存纪实，挑战“白人至上”和日常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歧视。

此外，对国家暴力的反思、移民、女性和身份认同也是本届柏林电影节上非常突出的主题。短片金熊奖得主，影片《Les chenilles》（蛹）讲述了流亡法国的，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两位移民女性之间相互了解与疗愈的过程。银熊短片《Marungka tjalatjunu》(浸入乡色)记录一个澳大利亚扬昆甲甲拉族（Yankunytjatjara）青年回到家乡，并勇敢拥抱自己同性恋身份和传统文化的故事。为摄影师海伦娜·卢瓦尔特（Hélène Louvart）赢得银熊最杰出艺术贡献奖的电影《Disco Boy》（迪斯科男孩），主人公是一个偷渡到法国的白俄罗斯男孩，为获得合法身份加入备受争议的“法国外籍兵团”（French Foreign Legion），电影刻画了他在暴力、现实和人性之间的痛苦挣扎。

中国电影为何走上怀旧路线？

2月16日的柏林电影节开幕发布会上，本次评审团成员之一，香港导演杜琪峰公开表达了他眼中电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当如果有极权的时候，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首当其冲，……，我认为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会为你发声。” 此番大胆言论火速惹怒国内舆论。2月18日，网友发现杜琪峰的微博账号“杜琪峰bot”被炸号，多家中国媒体更称其执导与监制的9部未播作品或将面临封禁。

如此一来，中国导演们在柏林的低调和含蓄似乎变得合情合理。本文前面提到的，本届唯一一部直接与女性和同性焦点紧密相关的中国片《绿夜》，也被导演在采访中再三抹去其社会涵义。
艺术家和电影人本应是走在社会思想和意识最前沿的前锋（Avant-garde），然而在当今的中国似乎不然。很难说很多中国艺术家究竟是对国际议题轻蔑无知，还是为了名利或明哲保身而不敢创作。

在一些普通观众眼中，艺术家背后的政治无奈也许终究是个人选择。毕竟，世界上有一些艺术家和电影人仍冒着生命危险创作，并有意识的为人民的正义发声，比如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第70届柏林金熊奖得主，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以及本次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流亡法国的著名伊朗女演员法拉哈尼（Golshifteh Farahani）。

毋庸置疑的是，越是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越渴望在艺术作品里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艺术家若只一味专注抒发个人情感和需要，置身于空中楼阁，其作品价值和内涵不免大打折扣。中国电影如不摆脱自我感动的“中国梦”，无法真正着眼于现实和理解世界，那么未来或终将在世界舞台上遗憾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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