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是何时决定流亡的，以及一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许智峯：在2020年7月北京强行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后，我便想或许将来我必须离开香港，继续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发声。我意识到，反对派人士可能会受到严重的迫害。

当时我没有太认真地考虑这个可能性。但到了2020年11月，我开始认真思考了离开香港的可能性。当时黎智英丶黄之锋和周庭刚被关入监狱，我也看到香港政府起诉更多的反对派人士，我明白这个趋势将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成为常态。所以在2020年11月下旬，我决定离开香港。

我以往有个惯例是到其他国家与谈论气候变化和环境相关的议题。2020年我原先安排年8月或9月正式访问丹麦，但当时我并不认为是自己离开香港的机会。不过我也一直在心里想着，如果我决定离开香港，那麽去丹麦出访的行程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后来我才决定藉由出访丹麦的机会宣布流亡。

德国之声：与大多数流亡的香港运动人士不同的是，你并没有切断与家人的联系。相反地，你安排家人与你一起离开香港。你在过程中有遇到很多困难吗？

许智峯：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的家人就已经被监视了半年多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被陌生人跟踪。我和家人都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也是为何我决定他们该跟我一起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更严重的迫害，而这个迫害不仅会涉及我，也会涉及我的家人。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发生，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就发生过异议人士家属成为被迫害对象的例子。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在香港变成人质，我当时也觉得，如果我的家人安全的话，我可以更无顾忌地挑战中国政府。

德国之声：到了英国之后，你花了多长时间决定把国际游说的重心转向另一个同样有庞大香港移民的国家？

许智峯：我没花多长时间便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抵达英国后，花了一些时间与罗冠聪和其他流亡的香港人交流，发现他们相当有组织，且流亡的香港人的人数比我想象的还多。我也运用这几个月与英国和欧洲的议员会面。

我想我在欧洲已经做得够多了，所以在有了罗冠聪和其他驻英国香港人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可以离开欧洲，到全球其他地区做国际游说。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到其他地方为香港做国际游说。

当然，我还是有点挣扎，因为我知道伦敦或曼彻斯特等地是将来许多香港人会聚集的地方。但是放眼澳大利亚，那里也有一个庞大的香港社群，但当地并没有什么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专职做国际游说的工作。我觉得澳大利亚更需要我，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填补当地的这个空缺。

德国之声：以前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专注于做事，而不是在公众面前发表很多言论。现在你要在澳大利亚作为香港社群的领导人物，进行国际游说的工作，你是否必须采取不同的心态？

许智峯：我的风格是不太高调，因为我只想把事情做好，但我觉得自己现在是占据了一个像足球比赛中前锋的角色，在澳大利亚的游说工作中担任主力位置，但我不介意。我觉得自己身边有很多盟友，我也得到了很多香港人的支持。他们一直将我介绍给澳大利亚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我不介意改变自己的角色。

德国之声：2019年似乎是你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你经常出现在示威的前线，试图缓和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你认为这些经历对你的政治生涯有什么影响？

许智峯：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我几乎是以出于本能的方式在做这些事。身为一个香港人，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街头，而作为一个议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前线，因为我有更多的保障。我会得到更多的镜头关注，警察也不会随便打我，或随意逮捕我。

整体而言，2019年在街头与示威者一起抗争是个充实的体验。我觉得在街头与示威者相处的时刻也是我议员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因为作为民意代表，我感受到当下自己获得的力量最大。其他时候，我在立法会中发言，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发表“漂亮”的声明时，我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腐败的制度背书。

我很难看出这麽做是否能改变现实的情况，但我在街头的时光让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因为人们的精神状态很高涨，我也可以真切的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力量。这些时刻影响了我，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是我的同伴。所以即便我现在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这个运动的一份子。

德国之声：在过去的几周里，你目睹了自己在香港的许多前同事被拘留。你对中国政府对民主派的镇压有什么看法？这些情势发展会对你在澳大利亚的国际运动产生什么影响？

许智峯：目睹他们受苦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我想他们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么快北京就会镇压民主派。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同事，而我现在不能与他们同在，对我来说很痛苦。我本来可能成为其中一个被打压的目标，这样我便能与他们同甘共苦。

我现在正在澳大利亚隔离，14天的隔离已经够难熬的了，但是，我还可以自由地和外界交流，而我的前同事们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既然我不能和他们同甘共苦，我肩上便扛有更大的责任。

我觉得我不应该浪费任何一刻的自由。我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过，我不应该独自享受现在在自由国度称心如意的境遇，我应该把每一刻都用在国际游说上。

德国之声：在上周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许多专家表示，香港正在进入长期受专制统治的时期。如果香港人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防止自己被关进监狱。你会给现在仍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什麽样的建议？

许智峯：我觉得香港的情况会继续恶化，现在可能只是初期，我觉得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有一个一直困扰许多香港人的问题是，我们都在想自己还能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对抗北京。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要说的是，现在以硬碰硬的方式与北京对抗是不明智的，因为任何人如果这样做，都很容易被关入监狱。随着香港各方面的情况持续恶化，任何一个人都要保持心中的初衷。我认为现在香港人应该把时间与注意力花在公民社会和培育民主上，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些记录和感受与每个人分享。 

我们不该让恐惧战胜我们，也要继续延续心中的初衷，保持高昂的斗志，并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次发起行动。我不认为香港人会轻易被洗脑，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在精神上被击溃。我们会保持高昂的斗志，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德国之声：部分海外港人过去几周，开始讨论台湾几十年争取民主的经验或许可以成为香港人的灵感。你对这个比较有什么看法？

许智峯：我觉得台湾在整个民运过程中，在文化保存的部分做得很好，这一点通过他们的文学和公民社会能体现出来。他们塑造了属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我相信这些都是香港人可以效仿的。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香港的本土文化。现在人们对粤语流行歌曲有了更深的感受和分析，本地的香港电影也成为年轻人讨论的焦点。我觉得这都是本土主义崛起的一种形式，我相信台湾人在戒严时代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德国之声：你在澳大利亚定居后，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许智峯：首先，我发现自己受到的媒体关注的程度比原先预想的还多，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有更多的渠道在海外讲述香港的故事，以及我选择到澳大利亚的原因。我未来会做更多的采访。

此外，我和很多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都有联系，我们开始讨论策略，并向澳大利亚议会和政府提交了很多资料。我们也在制定计划，包含如何支持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以及如何游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更多的计划支持需要离港的人。 

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组织，成为澳大利亚更大的利益相关者，这样澳大利亚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才会愿意听我们的故事。我也一直在与地区到国家层面的议员联系，这可能是我与他们对话的机会，也可能是我与澳大利亚政府对话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的论点，并清楚了解澳大利亚政府在国际上能就香港议题做些什麽。目前首要目标包括在澳大利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并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对香港和北京的官员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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