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重点国家是中国，柏林日报在副刊上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电影的详细报道。文章一开始以毫不掩饰的手笔描绘了在中国独立创作电影的框架条件：

“青少年暴力团伙，八十多万人吸食海洛因，仅十年抢劫案件就增加了三十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快速变化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仍然不能在这个国家的电影院银幕上得到批判性的反映，中国的电影检查部门不批准任何破坏国家声誉、持不同政见的电影题材发行，认为这样的电影题材有碍人民群众的思想健康。

然而，现在也有在没有国家的摄制及发行许可、独立于国家的电影制片厂以外拍摄影片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导演利用这样的可能性，实现自己的影片拍摄项目，以反映诸如青少年犯罪或性解放等现实题材。

摄制经费很少。在文化发生激烈变化的同时，创造性的活力往往随之而来，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受到鼓舞，他们把自己从拍摄电视片、剧场演出、广告和音乐作品中获得的收入投入到电影生产中，实现自己的方案。如果走运的话，还可以找到外国合作者共同制作。”

社会边缘人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柏林电影节论坛上展出的中国影片中，社会边缘人物占有主要地位。柏林日报叙述了这些影片的摄制过程：

“越来越便宜的录相技术促进了导演的独立性。胡殊在拍摄记录片‘我不要你管’时，一身数职，既是剪辑、又是摄影，还负责音响效果。胡殊有三个月的时间与三名妓女及其吸毒的情人住在一起，拍摄他们在家里吸海洛因的情况及他们之间的欢乐和争吵，拍摄她们在街头、夜总会和打着发廊招牌的妓院中的工作。这样，一部活灵活现地刻画当代二十岁上下青年人的影片就产生了。影片叙述了这些年轻人如何满怀对幸福和金钱的希望从农村来到城市，又如何落入犯罪境地而最终幻想破灭的经过。‘我一定要发财，抢劫或杀人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话说明，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灌输结束以后，年轻一代失去了道德观，转向拜金主义。”

纪录片“希望之路”

接着，柏林日报的文章又介绍了几部以希望破灭的人生故事为题材的影片，最后谈到一部介绍民工辛酸的记录片：

“长期以来，中国记录片都不播放片中主要人物的原声，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宣传口吻的评论员声音。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独立摄制的记录片以后，才能听到片中人物的声音。记录片‘希望之路’中就可以听到民工的呐喊。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记录片，片中报道了一群四川民工历经艰难、乘坐火车长途跋涉三千多公里到新疆自治区的棉田打工的情景。在新疆，他们挤住在极小的面积上，他们激昂的言论活生生地传达了中国农村居民艰辛生活处境的信息，说出了他们一贫如洗、受到民工中介人盘剥的情况，当然也发出了他们渴望富裕生活和幸福的声音。”

张艺谋的“幸福时光”

世界报的副刊也评论了中国的电影，它介绍了张艺谋在柏林电影节上展出的电影“幸福时光”。影片说的是一群贫穷的提前退休的人试图欺骗一个失明的十八岁女孩，但每次都被女孩识破，他们的欺骗手法难以得逞。世界报认为，这部影片影射了当前中国状况：

“这里，张艺谋的讽喻手法跃然纸上。即使欧洲人也能一眼看出，这些提前退休的人影射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失明的女孩吴英则象徵着受到管束、失去方向的中国人民，吴英贪婪的继母代表了中国亲西方的势力。这样的影喻如此成功，一切又是那么容易解释，令人吃惊。影片中几乎每个场景都给人以启示，显示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些骗子的谎言越多，观众就越能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只有统治阶层抛弃早已无法实现的旧式思想，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