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安德里亚斯·S以前曾在一个出售时髦物品的所谓"潮店"（Szeneladen）里工作，而这家名为"Madley"的商店里经常有来自耶拿（Jena）周边地区的"民族主义倾向者"和新纳粹分子出入。大部分人都对一些带有强烈右翼色彩的东西感兴趣，比如长筒皮靴以及右翼音乐。世纪之交的某一天，卡尔斯滕·S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他希望买一把带消声器的手枪，说是国家民主党（NPD）工作人员拉尔夫·沃尔雷本（Ralf Wohlleben）让他代买的。他最终买到了枪，并转交给纳粹地下党谋杀案嫌疑人乌韦·贝尔哈德（Uwe Böhnhardt）和乌韦·穆德勒斯（Uwe Mundlos）。

他们究竟要用这把"塞斯卡"（Ceska）手枪干什么，卡尔斯滕·S并不想知道，至少他自己在6月初慕尼黑高级法院审理纳粹地下党杀人案时如此表示。在极右翼分子贝尔哈德和穆德勒斯总共犯下的十起谋杀案中，九起案件的作案工具都是这把手枪。因此购买武器的卡尔斯滕·S在NSU案件中被作为从犯起诉。但作为出售武器的一方，"Madley"商店的安德里亚斯·S对于其客户是否有所警觉，甚至知道他们的企图，这一点检方却毫不追究。于是，在全案的第55个审讯日，安德里亚斯·S仅仅作为证人被要求到慕尼黑高院出庭，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保持沉默。

武器卖家："别把我自己卷进去"

此前审判长曼弗雷德·戈茨尔（Manfred Götzl）告知安德里亚斯·S，他拥有全面的沉默权，可以拒绝透露相关情况。理由是：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证词而受到牵连，从而遭到"协助谋杀罪名"的刑事调查。如果这样的话，涉嫌作案凶器的买家和卖家就都要坐到被告席上。包括受害者家庭代理律师在内的许多关注庭审人士都很诧异，法院为何不早就如此行事。

安德里亚斯·S是否会在11月20日的第二次作证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相关人士信息？就NSU案件审讯过程最近给人留下的印象而言，这一点很令人怀疑。他表示希望与自己挑选的律师一起出现在慕尼黑高院的A101审判庭，以免说错话"把自己给卷进去"。安德里亚斯·S基本不用担心其他人会对他作出不利证供。"Madley"商店的生意搭档已经在此前出庭作证时表示，根本不愿意过问任何有关武器生意的事情。当轮到此人第二次出庭作证的时候，他请了病假。

为恰培看病提供帮助的"可怜的女理发师"

而一名女证人的例子比安德里亚斯的情况更令人震惊。希尔维娅·S用300欧元的价格向NSU案被告人之一的赫尔格·G出售了自己的医保卡。这样本案主要被告人、与希尔维娅同为女性的恰培就可以拿着这张写着别人名字的医保卡去看病。希尔维娅·S从来没有追问过，谁在用她的卡，用来干什么。她解释说，当时对这些毫不关心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理发师"，当时只盯着钱看了。

希尔维娅·S的丈夫在交易医保卡的时候同样在场，但她对丈夫也没有透露详情。而两人也同样从来没有讨论过其丈夫的右翼倾向。"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希尔维娅·S如此表示。而她也从来没想过问问丈夫腹部的刺青文字"Skinhead"（意为"光头"，一般被解读为"新纳粹"）是什么意思。

一名令人生疑的宪法保护工作人员

对于许多本案观察人士而言，12月初将再次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证人甚至比希尔维娅·S还要不可信：宪法保护局工作人员安德里亚斯·T。2006年7月，网吧店主哈利特·约兹加特（Halit Yozgat）遭谋杀的时候，安德里亚斯·T正在案发地点卡塞尔。在警方调查期间，安德里亚斯·T的证词多处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但是许多文件都因为黑森州内政部的保密令无法公开，或者没有被检察院纳入案件审理中。

许多受害人家庭的律师，还有恰培和沃尔雷本的辩护律师目前都提出申请，要求公开这些秘密文件。法庭还没有就此作出决定。此外附带起诉人还提出，让安德里亚斯·T的同事以及与他有过接触的检方人员也出庭作证，但这一点同样尚无定论。

一名NSU作案嫌疑人的母亲将作为证人出庭

周二（11月19日），NSU谋杀案嫌疑人之一乌维·贝尔哈德的母亲布里吉特·贝尔哈德（Brigitte Böhnhardt）将出庭作证。1998年乌维·贝尔哈德及其同伙乌维·穆德勒斯开始潜逃，而此后直到2002年，布里吉特及其丈夫曾多次与他们的儿子见面。布里吉特曾经在图林根州议会调查委员会承认了这一点。

布里吉特·贝尔哈德原本应该在上周就在慕尼黑高院作证。但对汉诺威女理发师希尔维娅·S的质询时间超出了原定长度。审判长戈茨尔认为希尔维娅·S的证词不太可信，因此第二次要求这名33岁的女子出庭。她的丈夫这次必须一起接受询问。此人与出面购买医保卡的赫尔格·G是多年好友，而后者则因为协同谋杀的罪名成为NSU案的被告人之一。

作者：Marcel Fürstenau 编译：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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