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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当西方几乎变成红色

Alexander Kudascheff
2016年5月16日

如果考虑到受害者人数之多,人们就会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说法是非常避重就轻的。而德国之声主编Alexander Kudascheff认为,毛的所做所为也在西方世界的左派阵营中也引发一波狂热幻想。

Deutschland Demonstration gegen Notstandgesetze 1968 in Bonn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德国之声中文网)回望过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掀开序幕。毛泽东通过鼓动持续革命而确保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场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令人不可置信的变革就此开始。数十万人消失在劳改营中,数十万人遭到流放,数十万人失去工作。最后,成千上百万人成为受害者,家破人亡,其实际数字无人知晓。中国的共产主义-毛主义-成为了的一场实实在在的噩梦-在无数人的尸骨之上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噩梦。

为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欢呼

然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学生反抗运动正方兴未艾,许多年轻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毛主义在那里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狂热。人们歌颂农村的"新一代"赤脚医生,为知识份子成为农民或工人"做牛做马"而欢呼雀跃。"红宝书"是他们的必备之物,毛泽东被当作革命圣人膜拜:共产中国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理想,而这些理想在苏联遭到无情践踏,其追随者则被放逐古拉格群岛。

当时的年轻左派们-不管是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意大利还是美利坚-沉溺于毛主义之中。他们对那些具有儒家色彩的毛式智慧一往情深,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以此来为城市街道上的暴力抗议进行辩护。在中国发生的种种,在1968年巴黎的革命5月中同样可能再现。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学生反抗运动中不断高涨。这一理念中既有无政府主义,也有国际主义,还经常带有中国色彩。但是,它并不仅限于此。

因为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四分五裂,正如左派的一贯表现:有人忠于莫斯科,有人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有将霍查(Enver Hodscha)的阿尔巴尼亚或金日成的朝鲜视为理想典型的坚定共产主义者。其他人则追随意大利人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在哲学家们的文字中寻找意识形态根据:比如以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让-保罗-萨特,这位后期成为左派的自由派哲学家,他穷尽一生,几乎在所有共产主义流派中都尝试过寻求解脱。他那飘忽不定的文字让人如此沉迷,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这样说:宁愿跟着萨特错,也不愿跟着阿隆(Raymond Aron)对。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对真正的革命视而不见

西方反叛学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文革视为标尺。他们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制。他们眺望中国,将目光投向毛泽东:一个他们所以为的平等的、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的设计师。他们无视文革所带来的无尽伤痛。对于许多人而言,毛泽东直到去世都依然是心目中的神圣伟人。恰恰与苏联的一片愁苦不同,中国社会主义曾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因为有毛泽东,因为有他所发动的文革。而对于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所启动的真正革命,西方左派却迄今都丝毫不感兴趣。只有赫尔穆特·施密特对此非常着迷,不过他也并不是一个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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