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王丹

Liu Bo

投稿――再驳王丹的观点

尊敬的编辑先生：您好！

上次向贵网投的《认识中国》之稿件我已在“读者来函集”10月第7辑中看到了，谢谢编辑先生。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还想再补充几句，恳请编辑先生再赏个机会。

西方朋友常常指责中国没有“人权”、“不自由”；中国的异议人士称中国需要有一个“反对党”。这些观点说到底就是对于中国所实行的“集中”制度不理解、就是希望中国也象西方那样实行“民主”制度。对此我认为――

一、天底下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儿子与爹拍肩膀是对的；从东方人的角度看，儿子给爹下跪是对的；极而言之，小偷也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偷东西没有饭吃呀、总不能等着饿死啊！一个物体放在那儿，说它是在左边呢还是在右边呢？关键就在于你从那个角度去看它。我们讨论讨论问题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的，否则就永远也扯不清。说“穿棉衣”对还是“穿单衣”对？那就要看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北欧当然是“穿棉衣”对，生活在非洲则是“穿单衣”对；说“工作”对还是“休息”对呢？那就要看现在是“白天”还是“夜间”，现在若是“白天”当然是“工作”对，现在若是“黑天”则是“休息”对。双方说的都对，谁也没有错。“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想，讨论“民主”与“集中 ”这个问题恐怕也是这个道理。

二、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究竟是搞“民主”对还是搞“集中”对呢？我们且不从理论层次上来说，还是先看看历史的事实、让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吧：当年袁世凯没有执政时也是高喊拥护“共和”的，然一但执政后便立刻黄袍加身、实行独裁；当年国民党是靠“三民主义”起家的，然一但执政后便立即实行一党专制；共产党当年所搞的革命运动系为民主革命、所建立的根据地称之为人民民主政权，有首歌唱道“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然其执政后则明确宣布“我们就是要实行独裁”（见《毛选》1－4卷合订本第1364页）；邓小平在执政前也曾极力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极力提倡“解放思想”，然执政后却坚决反对“自由化”――这就是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历史之事实。面对着这些历史的事实朋友们不妨想一下，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巧合呢还是有其必然因素在其中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后者。由此我敢断言：即便是让那些高喊“民主”的“民运斗士”们在中国执政的话，他们一朝权在手后也必然会大搞“集中”；他们高喊“民主”其实际乃是要向共产党夺权而决不是真的要给人民以“民主”，您不信吗！正所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03页）。

三、上述的历史事实实际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除了搞“集中”外你别无选择。在中国一旦实行那种“乱哄哄你方与唱罢我蹬场”的“多党执政、轮流座庄”的“民主”制度，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字：“乱”――你下了台，那将会出来多少个人想上台的人啊！那么多的人都争着要上台，岂能不大打出手、乱成一锅粥？中国的历史早就告诉过我们：“改朝换代”这四个字的背后乃是血流成河、人头落地啊！最终遭秧的还是老百姓，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出现过。而“改朝换代”的受益者则是政治家们，而政治家们在“13亿”中能占多大的比重呢？中国这么大，13亿人若是“乱”起来那还了得吗？不要说中国无法实现“发展”、“进步”了，那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啊！上天将“民主”的种子播撒在西方的土壤中而将“集中”的种子播撒在东方的土壤中的，这已是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了。那么，“民主”的种子只能是在西方的土壤上生根开花，东方的土壤则必须依靠“集中”之犁来耕耘――这就如同“咖啡”的种子只能是在南方的土壤上开花结果，“松柏”的种子则只能是在北方的土壤上茁壮成长一样；在中国的黄土地上靠“华盛顿”、“邱吉尔”是无法实现有效的统治的，在西方的土壤中“毛泽东”、“邓小平”也无法施展抱负――这是西方和东方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四、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地位稳固的执政者了――“中共”，这应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大幸事啊！其实，谁执政老百姓还不都得过日子呢――在东方文化传统下，实行“集中”、确立一个权威乃是走向繁荣的前提和保证。请看事实――

中国正是实现了“集中”（共产党执政）后才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一个初步繁荣的中国、正在向“崛起”、“复兴”的目标稳步迈进；

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李光耀先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李光耀先生执政期间搞的是“民主”呢还是“集中”呢？朋友们如有兴趣的话不妨向新加坡人打听一下。

南韩成为“亚州四小龙”乃起步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南韩正是处在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之下啊！

台湾成为“亚州四小龙”也是起步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台湾不也正是处于两蒋的独裁统治时期吗――两蒋搞独裁，台湾有发展；老李搞“民主”台湾乱象生。这不能说不是个事实吧。

香港走向繁荣也决不是“民主”制度的功劳。一百多年来香港所实行的是“总督制”――“总督”是由英王任命的而不是由香港市民选举出来的；

越南也是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听说越南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快的、社会也是稳定的。

――以上这些总归是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吧。如果承认这些是事实的话，那么你认为做为东方国家、做为东方文化母体的中国是应该搞“集中”呢还是应该搞“民主”呢？

　　不错，朝鲜的金氏父子搞的也是独裁，然朝鲜的经济却是一团糟。这也是个事实。然一比六的事实恐怕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吧！

五、在“集中”制度下，最高领导者一旦犯了错误就会导致全局性的灾难，这的确是个事实。事实上“中共”在执政后也的确出现过这种灾难（大跃进、反右、文革）。这种灾难具体落到某个人的身上就会形成委曲、冤案等。但这只能说是“代价”而不能成为要求“中共”下台的理由。对于这情况怎么解释呢？那只能用中国的文化――“忠”和“孝”――来解释了。爹打儿子打错了，这能成为不让爹“当家”的理由吗？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政时曾受到极大的委曲，然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威信的最坚定者却是邓小平。在家讲孝，在国讲忠，这是做中国人的基本准则。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扩展，过去讲忠于皇帝，现在讲忠于国家和人民，万变不离其“忠”，正所谓：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驰于家、忠臣致死身不退啊。所谓的“中国人”说到底就是由中国文化塑造出的人、就是认同中国文化的人，背离了中国文化、不认同中国文化，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六、当然，做为执政者应该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尽量少出错误――“中共”以往所搞的“整党”、“整风”、“党建”、“反腐”及目前所搞的“保先”活动其目的就在这儿。但，我们不能苛求“中共”不犯错误，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底下你到那儿去找不犯错误的政党和个人啊。

七、现在应该清楚了：搞“集中”会有代价，搞“民主”也会有代价，天底下就没有不付代价而能得到的东西，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您说，在中国是搞“集中”的代价小呢还是搞“民主”的代价小呢？

八、西方人对于“集中”似乎天生就抱有一种反感和敌意的心态。其实，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了，恰如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了一样――与时俱进、杨柳新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这就是说，今天中国所实行的“集中”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集中”了而是一种“开明的集中”；今天中国所讲的“专政”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暴力、镇压、监狱、劳改……”了――当然，对于那些杀人、纵火、抢劫等恶性刑事犯罪分子除外――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是因为对共产党提出批评而进监狱的。请相信这是事实。

九、西方人似乎担心中国在“集中”制度下一旦崛起之后就会对别国构成威胁。这乃是不了解中国文化、进而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之使然。

众所周知：人的行为乃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心理状态、人格特征等决定的，而打造“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心理状态、人格特征等”的东西恰就是文化。中国文化教导中国人的是“合为贵，忍为高，遇事不争，吃亏是福，得理让人，以弱示强，以柔克钢．．．．．．”，那么，由中国文化所塑造出的中国人天生就具有“合”的基因。天生就具有“合”的基因的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必然会把“不当头”、“和平共处”作为基本国策，“没事找事”、“制造事端”、“威胁别人”决非是中国人的性格。

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没崛起之时有没崛起之时的问题，崛起之后又会有崛起之后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到什么时候问题都少不了。处理国内问题历来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和当务之急。中国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精力去威胁别人呢？

因此，担心“中国一旦崛起之后就会对别国构成威胁”实在是杞人忧天，大可不必。消除这种担心的办法只能是加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十、结论：这个世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色彩的而是矛盾的，这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呀。那么，在人类社会中也就必然是“民主”与“集中”并存――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没有阴也就无所谓阳了，没有东也就无所谓西了，没有冷也就无所谓热了，没有大也就无所谓小了……。同理，没有“集中”何以会有“民主”？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嘛，中国古代先哲“老子”讲的好：“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要这个世界上有“民主”的存在，“集中”就绝不会消亡。

我愿意与西方朋友们（包括王丹先生）讨论上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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