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乌坎村村民因土地问题而发生"起义"，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才被真正撕开一个裂口。广东省政府顺时而变，尊重乌坎村民的民主意愿，村民直选村官成为可能。尽管村民直选被列为基层民主制度，但一直被各地上级部门掌控，正是上级部门的掌控，使村民直选成为空头支票。没有真正的村民直选，造成地方公权力无任何制约力量，村民的权益被侵犯，房子被强拆，土地被贱卖或强卖。

中国共产党中央年年的"一号文件"，都关于农村与农业，新华网北京2月1日受权发布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共分六个部分23条，包括：加大投入强度和工作力度，持续推动农业稳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大力发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加强教育科技培训，全面造就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改善设施装备条件，不断夯实农业发展物质基础；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 衡供给。农业部一句话解读这份文件的担忧，将来的土地由谁来耕种？

我的一句解读是，农村的事，农民的事，到底应该由谁来做主？中央三农工作一号文件，年年发布，但有哪一次谈到了农村民主或村民自治？中央将农村问题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不解决，只解决形而下的问题，令人匪夷所思。这两个根本问题是，农村是谁的农村？土地是谁的土地？

农村是农民的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土地，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会应刃而解，这两个问题被弃之不顾，必然问题丛生，农民的悲剧会接连不断。城市不向农民开放，农村土地与住房不向市场开放，农民在这个国家永远都是二等公民，二等公民面临的，必然是受剥夺与受压迫的不公平对待。

城乡二元户籍制，不仅阻断了农民成为城市自然居民，也阻断了城市市民到农村投资农业的可能。而这些现状一直从中共建政以来，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样不仅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巨大的贫富落差，国家将有限的资金更多的投资在城市，也制造了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等方面巨大的不平等。国家基本国策中，莫名其妙的写着，中国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基础的国家。城市劳动者成为领导者，而农村的劳动者成为被领导者，成为基础群众的一部分。农民的政治地位一直没有根本的改观，这具体表现在，农村人口的人大代表比例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即便在城市购买了住房，仍然不能在城市获得市民待遇，农村自建住房叫小产权房，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无法真正私有，也无法进行投资。

尽管胡温时代在农村政策上有所扶持，减免了农业税，一些地方还正始了农村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障试点，但农村村民自治，却鲜有真正的进步，村级民主直选，或被上级政府把持，或通过贿选搞定，甚至由黑恶势力控制，只要村庄有利益可图，必然有政府的手或其它无形的手，伸到哪里，任何试图搞真正的村民选举者，都会遭到沉重的打压，甚至死于非命。这样的案例屡见报端，但却难有真正的改变。中央政府没有向村庄输送真正的价值，就是村民自治、村庄民主的价值。而这些天然属于百姓拥有的价值，村民们却要用生命的代价换取。

媒体报道说，广州汪洋治下的乌坎，经过村民前期的抗争，2月1号以60年来从未有过的选举方式，一人一票选出11名村民委员会，对以后3月的村委会选举的进行监督。约7千3百多村民有投票资格，许多在外地的村民赶回村中投下一票，当天投票率达85％。而且，这次投票引来大批中外媒体的报导，这是汪洋继怀柔手法处理乌坎抗争事件之后，又一次利用乌坎为自己做了免费的世界性的开明形象广告。

广东乌坎村，在灰霾深重的中国冬季里露出一丝亮色，村民们旷日持久地与地方政府抗争，不愿意自己的土地被贱卖，不愿意受非民选的村支书欺压，希望要回自己的土地，希望选自己的村官，这样的要求，其实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共和国村民的权利，也是执政党打天下时对人民的承诺，现在却又一次要用血与火的方式，要用生命的血祭，才能赎回自己的基本权利。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安徽小岗村，村民们私自分包了田地，全村吃饱了，国家也开始吃饱了。现在，乌坎村，村民们将属于自己的选票， 分发到每一个人手上，在政治治理上，实现自给自足，村庄和谐了，民间政治民主了。当年有一个开明的省委书记，他叫万里，而今天有一个开放的省委书记，他叫汪洋。省委直派工作组到村庄与村民对话，通过妥协与和解，村庄一夜之间得到了和平，村民打出旗帜感谢执政者的开明，村民要的是基本权利，既没有境外敌对势力煽动，又没有境内敌对势力谋划，一些都可以在常识与规则中达到和解。

当年执政者的开明，给了村民以生存的土地与希望，现在，执政者的开放，给人民以政治希望。村民有了承包的土地，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村民有了自己的选票，就可以实现村庄自治，这是在政治上给执政党减负。

传统中国社会，执政者的权力没有延伸到县以下的乡村，农业生态中的社会，村民靠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治，而当代中国社会，权力之手延伸过长，要触及的是民间最基本的利益，主要想摄取土地的利益，完全是经济利益的争夺，被意识形态化到政治权力的控制，而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的错位，正是导致县级以下骚乱与上访的根本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微博里说：我认为，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乌坎实验的意义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 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但却是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 社会智慧的挑战。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个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如果成功，我们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败， 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打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则在微博里谈到了农村土地确权问题：村庄社区生活中个人财产权利不清，特别是土地等生存资源的集体所有，是当前社区生活紧张的根本性原因，明确村民权利并由国家公权 力予以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在确权的基础上，还原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是未来要进行的工作。

把土地确权给农民，把选票确权给农民，执政党要做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它既是回归常识，也是回到宪法法治的轨道。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艺术观照》、《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等多部文集与专著。多次被评为年度百名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