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繁琐的统计数据，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若按当前股市折算上市企业的市场总值，全球十大企业中国占据两席（中油股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获金榜题名。即便是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大佬，要在十强之列占稳半壁江山也是一件吃力的事情。

财富不再集中

工业国家和门槛国家的富人人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差悬殊。美元百万富翁在欧洲有280万、美国有270万，而亚太地区也已达到了240万——他们当然不都是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

日前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打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权力平衡移位”（The Schifting Power Equation），希望将一长串的议题纲领“一言蔽之”。这似乎是在影射“Bric”四国的抢眼表现，因为门槛国家的生产规模其间已经超过了老牌工业国家——无论是按总量还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折算，而Bric四重奏刚好奏响了这一世界潮流的主旋律。

问题中的问题

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与会者不禁想问这样一些问题：“权力平衡移位”对发达国家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欧美国家中的低素质劳动者是否正在变穷，而中产阶级阵营越来越小？经济腾飞是否会逐渐填平印度和中国社会的贫富鸿沟？

门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欧洲成熟的工业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奇迹。分析人士预计，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印度为6.6%，俄罗斯6.1%，巴西3.5%。提出“Bric”概念的美国高盛投资咨询集团认为，门槛国家的崛起有益于全球经济。一年前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高盛甚至发表“轰动性”预言，提出205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头三大经济实体，分别取代目前美、日、德的三强排名。

注入巨额资本

即便高盛集团的“大胆”前瞻终将成为现实，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果考虑各国人口基数，美国人均国民产值将依然高踞榜首，其次是日本、西欧各国。即使再过40余年，中国的人均排名不过居中，印度更是末流。

尽管如此，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工业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向门槛国家引进资本。据国际金融机构统计，2005年流入这些国家的外资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据一些参与国际投资业务的银行初步估算，去年的投资规模也不会逊色太多，必定大大超过2004年3500亿美元的水平。

拓展企业合作

欧美国家的一些老牌工业集团加强了与“Bric”四国厂商的合作，并在这些国家中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及生产部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当地顾客的需要，另一方面自然是为了节约成本，利用门槛国家的廉价资源提高全球竞争力。

例如，IBM集团将在未来的三年内对印度投资60亿美元。去年，IBM在印度14大城市招聘4万3千多名职员，形成了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的一支员工队伍。IBM印度公司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最大的一支跨国软件开发商。与此同时，美国其它IT业巨子如微软、因特尔、思科集团也相继宣布将在印度投资39亿美元。

德国软件开发商SAP也将在未来的5年内向印度投入10亿欧元，并将印度地位提升到亚太经济区战略基地的高度。据悉，对于软件行业而言，印度属于全球最重要的八大战略市场之一。

转移产品开发

去年年底，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同中国奇瑞签订了生产小型轿车的意向书。据悉，克莱斯勒为在中国建厂，花了很久的时间寻找合适的生意伙伴，最后，找到了奇瑞。据说，开辟小车生产线不能在美国维持正常盈利。相比之下，中国工厂设备先进，劳资低廉（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约合2美元，美国工人28美元）。鉴于日渐飙升的油价行情，美国人纷纷放弃宽敞舒适的越野车、豪华车改开省油型小车，因此另辟小车领域对于克莱斯勒有利可图。奇瑞也希望通过与戴勒合作汲取经验，为日后进军欧美市场打下基础。如果意向书获得董事会批准，合资公司将在2007年内展示第一批样车。

其间，德国汽车零配商博世也在印度和中国建立产品开发部门。博世总裁弗朗茨·菲润巴赫（Franz Fehrenbach）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产品开发将越来越有向高成长区转移的趋势。”日前，菲润巴赫也正作为嘉宾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风险因素

然而，投资门槛国家也与风险相联。例如，虽然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引起了国际资本的热烈追捧，但中国金融系统依然脆弱。许多国营企业面临倒闭，物权法遭到搁置，腐败问题丛生。近一半中国城市的地下水资源遭到污染。

门槛国家的长远经济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本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发展中国家不仅仅生活着占国民多数的穷人，更有一小撮富人以及强大的中产阶级阵营。这也是企业招兵买马的人才基础、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税收来源、刺激内地需求的顾客群体以及为下一代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的坚强后盾。与此同时，政治稳定也至关重要。这也是最大的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