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表示，对于与北京政府就藏人议题进行对话，他抱持开放态度。
据《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8日报道，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hala）告诉记者，北京曾以“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向他接触，希望与他联系。
对此，达赖喇嘛表示他一直都愿与北京对话，而中国“现在也意识到西藏人民的精神非常坚强，为了处理西藏问题，他们想联系我。我也准备好了。”
达赖喇嘛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并不寻求独立，多年前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正在改变，中方想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联系我。”
他补充，他生于西藏、承袭了达赖喇嘛的头衔，但除了西藏外、他也一直在为众生福祉努力。他说自己已尽一切所能，并未丧失希望，而且对于任何人——包含对西藏采取严厉态度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感到愤怒。
达赖喇嘛6日在达兰萨拉庆祝了他的88岁生日，造访当地藏传佛教寺院，有数百名支持者和流亡藏民共襄盛举。
达赖见美副国务卿 中国抗议
《印度教徒报》报道，美国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兼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泽亚（Uzra Zeya）9日还在德里会见了达赖喇嘛与“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引起了北京的抗议。
泽亚与西藏领导人的会面，是她为期1週访问印度、孟加拉之旅的一部份，她也计划在此两国首都会见政府官员和民间社运人士。上週，泽亚出席了“西藏驻华盛顿办事处”为达赖喇嘛举办的祝寿活动。
根据《印度教徒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泽亚此举是美方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声明称，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外国官员与“藏独”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此前，泽亚于2022年5月访问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时，以及拜登政府于2021年设立现由泽亚担任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职位时，中方亦曾提出类似抗议。
《今日印度》（India Today）报道，达赖喇嘛在今年初的一场活动中，曾表示佛教在中国遭打压的情况越发普遍：“这不仅发生在西藏，而是在全中国范圍内。”西藏流亡政府及国际人权组织，均数度控诉中国政府迫害藏人人权、语言及文化。
今年4月，达赖喇嘛因社交媒体上广传的一段影片，广受挞伐。该影片中，达赖在一场公开活动上亲吻了一个小男孩，并伸出舌头、要求孩子吸吮它。达赖喇嘛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致歉，表示“尊者常以天真和俏皮的方式和身边的人开玩笑，即便在公共场合和镜头前也是如此”。
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图像来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出逃看作是一个将他定义为叛徒的绝好机会。一周之前，毛泽东已笔头指示：如果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一起逃跑，“我军一概不要阻拦。”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岁的达赖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来到藏南。
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获得友好的政治庇护后，中印关系更由紧张转为敌对。
西藏的武装力量无法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西藏的险峻地形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国军队必须为进藏修建新的桥梁。直到1954年，从原属西藏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到拉萨的第一条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为回访，达赖喇嘛于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鲁府邸做客，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交谈。
西藏起义之后，许多藏民追随达赖喇嘛，历尽险阻，长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萨政府与北京方面签署《十七条协议》，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会”的改造。作为条件,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改革上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协议也规定西藏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持西藏现行的制度不变。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中国方面加强了中印边境的驻军，并封锁了通往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关口。西藏起义使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印关系一触即发。1959年8月和10月发生在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Kalimpong）举行抗议
从1956年开始，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甚。越来越多的藏人起来反抗汉人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在1954年10月13日召开的首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问题”不能单纯以军事方式得以解决。然而，他低估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错误为1959年爆发的西藏起义埋下了伏笔。
1959年3月17日，正在罗布林卡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听到附近传来枪声，决定出逃。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拉萨河谷向起义者开火。
一扇木板门标志着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摄于1959年4月初。
为了防止暴动规模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3月20日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发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开始制定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旧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初步计划。当时，西藏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状态。为防止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要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推进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不久，西藏起义被镇压。这张图片摄于3月21日，画面上的起义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监狱。
西藏起义者在拉萨向解放军缴械。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不详，1959年4月13日由纽约一家图片新闻社首次发表。
达赖喇嘛获得政治避难许可之后，于1959年九月首访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在西藏起义发生8个月后，中印这两个在50年代交好并共同从中获益的邻邦变成了敌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难民抵达印度米萨马里的过渡性营地。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仍然受到追踪。在贴身护卫及“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31日越过了中印边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喜玛拉雅山脚下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此前几天，也就是4月18日，显然受到印度支持的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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