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排名远远超过了教皇保罗二世、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达赖喇嘛时不时的来访和演讲，所到之处必是千人蜂拥而至，如今甚至是万人到场。

5月28日至6月2日，达赖到访德国也一定不会例外。这已不是达赖的第一次到访，他曾被德国电视一台著名的脱口秀节目请为嘉宾，当时在场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掌声持续几分钟。这不仅是由于达赖作为精神领袖散发的智者光辉，还有作为西藏的领袖流亡他乡，人们的目光中掺杂着敬重和同情。

1950年，达赖登上“狮子宝座”时才年仅15岁，但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已近在眼前。达赖回顾自己向少年时代的告别时，心情复杂：

“那时，当我接过责任，或者更好地说是在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还非常年轻，而且独自面对权力的重担。关于传统的统治方式我没有一点经验。那时，我实在是又懒又傻又年轻的佛教子弟。”

1959年3月，达赖走上流亡之路，自那时起生活在印度北部特尔姆萨拉。达赖在他的流亡生涯里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他说：

“当我回首过去的40年，看到公众对西藏的问题关注起来。我身在海外的经历在其中起到了小小的作用。”

但是，达赖也清楚地看到，对于政治家来说，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要比支持西藏更为重要。就算达赖的个人魅力和领袖风度在此也无济于事。达赖也不得不接受，总是作为精神领袖被接待。

德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密切，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良好。德国也是唯一的一个西方工业国，至今未有一位在职的政府首脑接待过达赖。5月末，达赖将再访柏林和慕尼黑，届时将与高层政界人士会晤，但是总理施罗德不在接待人员的名单之列。

失望之余，达赖在他的宗教中寻找寄托，他说：

“每个藏人多都有强烈的需求，有一天重返故土，我也有。作为西藏人有这个需求。作为一个佛教徒却没什么需求。关键在于，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意义。生命给人提供了机会，去有价值地实现自己的创造力和灵性。我认为这是最高目标。”

而此间，达赖的两位特使再次到达北京。上周日，由嘉日洛周率领的代表团从美国来到北京，与中国方面的官员会谈，希望西藏问题通过重新对话的方式解决。此前，达赖再度重申藏人争取自治，但是并不希望独立。

去年9月，中国在中断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9年之后，首次允许达赖的两位特使到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