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10天前，克莱儿从武汉大逃亡后将自己锁在家中。她曾去过冠状病毒起源的城市武汉与公婆过春节。然而，就在消息传出武汉将被封锁时，克莱儿和她的另一半在封城几分钟前逃出。

当克莱儿听说武汉要被封锁时，她正在婆婆家。她在前一天晚上到达，准备庆祝农历新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家庭假期。第二天上午9点，她看到一条消息，禁止人们在上午10点后离开市区。

她说:“我感到恐慌，并告诉另一半我们要立刻离开。”他们迅速收拾行囊往外走，但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滴滴打车（中国类似Uber的打车服务）。所以他们走近一辆在交通信号灯旁等候的汽车，并告诉驾驶，如果能把他们带出城市，多少钱都愿意付。

最后两人花了800元人民币（约103欧元，114美元）到了武汉郊外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们搭上火车回乡。

从那以后，他们在家自主隔离。在大多数出租车和其他运输服务停止运营以后，他们一直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只离开家中取货，而送货服务的人员则把货品留在院子门口，或在晚上取走垃圾。

克莱儿说：“我们等到每个人都睡着了。然后戴上口罩，去把垃圾扔掉。”

她透过视讯告诉德国之声：“一开始，呆在家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是后来党国力量开始介入。“居委会和当地警察局开始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呆在家。”他们必须每天测量体温并向当局报告温度。

在中国中部的克莱儿正在倒数两周隔离结束的日子。尽管她仍然计划限制自己的社交生活，直到疫情得到控制，但她仍希望能够去慢跑，并恢复诸如杂货店购物等日常生活。

她知道自己的经历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影响她的生活。她说：“当局、我的好朋友和我的家人知道我们去过武汉，但我不会告诉其他人......我只会让他们感到害怕。”

当局努力控制疫情

中国对疫情暴发的危机反应既受到批评也得到赞扬。当该疾病首例于12月爆出时，地方当局隐匿疫情。在对话讯息中报告神秘肺炎病例的医生被警察传唤，并受到了惩罚。

如今，中国城市空无一人。人们匆匆擦身，避免近距离接触。在北京一家医院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女人瞥了一眼，看上去很着急。三人在门外等着检查。她说：“没有太多人来看，看来北京还没有受到重创。”她刚出门买了一些蔬菜，正要回家。 她继续说道:“这些日子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人们的反应比政府要快。”

一个在路边等出租车的年轻人说，只要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我们需要避开拥挤的场所，戴口罩并定期洗手。政府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

中国政府最初对这种疾病的反应迟钝，后果反应在各层级所出现的混乱状况。在北京，居委会要挨家挨户分发传单，询问是否有人出现健康问题。还有社区广播和告示牌提醒居民，如果最近返回市区，请向当局登记。旅馆、办公楼和购物中心都设置了检查站，测量来往人士的体温。

在全国范围内，有关部门正在追踪最近到过湖北省的人，并命令他们两周内不得离开公寓。来自全国各地的湖北人说，他们很难找到酒店房间。一些报告说，他们遭到当地人骚扰。

反应慢半拍

在封锁的最初几天，图像显示人们赶往医院进行检查。人们挤在医院候诊区的照片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上疯传了一阵子。德国之声通过视讯与在武汉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联系。也是律师的他前往武汉记录疫情。他说：“我在医院里看到了几具尸体......而且我看到许多人发烧和咳嗽了好几天，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感染，因为医院缺乏检测试剂盒。”

科学家提出证据后，当局最初还是排除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可能。这段期间，病毒能够不受限制地传播。然后，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当局决定封锁武汉这个人口1100万的交通枢纽。湖北省周边城镇也紧随其后被封城。截至目前，湖北省内约有5600万人被封锁。这样的人数几乎是意大利的总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他的推特上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进步，我们将在中国境外看到更多病例，甚至可能死亡。”但是，一些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警告说，严厉的措施可能通过驱使患者躲藏起来或在人群中引起恐慌而产生相反的效果。

各国还在找抑制病毒的方法。而疫情继续肆虐，只有靠更多故事拼凑出中国对抗疫情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