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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颂晴:最大的改变是不再有表达的自由

2023年6月30日

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国安法实施三年之际,在德留学的活动人士邝颂晴向德国之声表示,她发现在德国的香港学生对于发表政治言论比以前要小心很多。她还观察到港人回归"去政治化"的生活。与此同时,她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并未彻底想清楚如何面对中国。

Hongkong Glacier Chung Ching Kwong Aktivistin
邝颂晴:“我就是想说,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都可以说出来。但现在你说一句话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图像来源: Janine Schmitz/photothek/imago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发现这一年来,在德国的香港学生对于发表政治言论比以前要小心很多",邝颂晴向德国之声表示。26岁的她目前在汉堡读博士。自2015年起,她便活跃于香港的民主运动。除了发起反对俗称"网络23条"的修订草案外,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她陪同目前系狱的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到德国,进行相关的国际游说。

"可能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在日本念书的女生,她在日本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有关香港的政治言论。然后回去的时候被抓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比较小心。你也察觉他们比较没有在学校的环境里面谈论那么多。大家不想太过于高调地在公共环境里面讨论。我觉得是有一个恐惧在那里。最近也有报道出来说有海外警察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害怕的感觉。会比较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在集会示威场合会比较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认出来,会继续戴口罩和帽子。"

邝颂晴所提到的案件是,今年3月,一名留学日本的23岁大学生在返回香港时被捕。香港警署后发布新闻公告称,这名女子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香港独立的信息,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

邝颂晴说,这一年来,香港的情况发展是越来越差的。 "虽然政府想要对外建构一个形象,就是说香港一切如常、或者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其实没有。这一年还是一直有很多不同的人被警察抓,一直还是有不同的政治案件在法院审理。然后你也看到其实整个香港跟以前世界认识的香港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例如说,后来的区议会选举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投票了,很多都是由政府挑人来担当的。立法会也是,20%的职位是民选出来,候选人还要经过政府的挑选,'爱国'你才能去参选。所以可以看到制度上香港已经和以前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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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回归去政治化生活

"隔着海,没有很感受到现在生活在香港有多压抑或什么的。但是,我有接触过出来旅游的人或是朋友们,他们都会说,他们觉得我先不要谈(政治),我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谈了也没有意义。或者现在最要紧的是生活而不是政治。他们也不是不再关心,只是觉得可能累了,想先休息一下,或是先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

对邝颂晴来说,这一改变是明显的。 "2019或2020年的时候,所有人谈论的都是政治或是运动本身。但现在大家已经回归到一种去政治化的生活--我会这样形容。很少会在生活当中热烈地讨论政治。新闻还是会看,还是会觉得政府真地好扯哦,但不会觉得说做什么政治类的行动去做一些反对。"

"我的感受蛮伤心的吧。就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完全面目全非。就是我曾经非常骄傲的东西都慢慢地被政府或中央政府拿走了。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必经的阶段。就是从2019年开始,就比较能预期情况有一天会走到一个很糟的地步才能变好。虽然如此,看着事情这样发生,看着你的朋友还有你认识的人被关进监狱里面,也是蛮不好受的。"

家人在港被警察骚扰

问及她自己的生活,邝颂晴说:"我本人过得不错,但我在香港的家人有被警察骚扰过,有被叫去警察局问话,说你知道邝颂晴她在干嘛吗,你跟她有联系吗,你知道她现在人在哪里吗。然后还警告说,我不能回香港,回去就会被抓。就是一些威胁类的。"

近几个月来,邝颂晴在港家人至少两度被警察传讯。去年11月她对德国之声表示:"说实话,我对香港警方的作法感到相当愤怒,因为我在香港的家人对我在海外的工作一无所知,而警方明明知道传召我的家人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他们仍执意这么做。这简直是疯了。

西方国家没有想清楚"最坏的情况"

邝颂晴2018年开始在德国读书,中间回香港参与运动和选举,2020年返回德国继续读书。在采访中,她还特别提到港人的BNO护照在德国无法得到承认,对于民权人士而言,这可能带来申请签证上的困难。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邝颂晴为德国之声撰写的客座评论中,批评"国际社会只有空洞声援,从来没有尝试让中国为它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为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负责"。

如今,她还是有相同的感觉:"西方国家、欧洲尤其是德国做的真的不够。也不只是对香港,我觉得是总体来说是对中国,他们还是没有非常全面地思考过到底他们要怎么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比如最近在讨论去风险化的时候,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一方面要去风险化,但另一方面又要跟中国做生意或是加深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他们也非常不愿意去预想一些最坏情况的出现。例如,如果中国跟台湾真的有冲突的话,那德国要怎么办、欧洲要怎么办?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战争的教训就是,你必须要想那个worst case scenario(最坏的情况),然后去准备。但很多欧洲国家是连去想: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对于我们经济的影响是什么,都没有这样做。对德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半导体的话,汽车业怎么办呢?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事情上德国是完全没有想好好的预备,没有想要提早去设想好: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承担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去阻止中国和台湾发生冲突,或是阻止中国利用其影响力去影响国际规则。我希望德国能够比较务实地去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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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改变是人说话的自由

自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在政治、新闻与公民自由方面发生很大变化:立法会不再有泛民阵营,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媒体负责人被控罪。而对邝颂晴来说,她个人感受中最主要的变化是:

"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去想什么是言论自由,我是单纯地拥有了。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需要去考虑到我会不会伤害到政府的信誉或什么,我就是想说,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都可以说出来。但现在你说一句话你要非常非常小心。不是你说我不反对就没事了。是你说了一句话,如果别人认为你别有深意的话,你还是会有麻烦。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能想象的东西。你是要非常非常小心,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讲你所想讲的话,不能发表你的意见。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我所最有感受的是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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