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后院房子里的伊拉克作家阿里·巴德尔 (Ali Bader)离开之后，搬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子。当天晚上，她就来敲我们家的门，互相认识。她给两岁的女儿带了一个小礼物，女儿非常喜欢。

她叫茹拉·阿萨德（Rula Asad），来自叙利亚的记者和女权活动人士。我跟女儿说：“这是茹拉姐姐。”

那是2012年初的伯尔小屋（Heinrich Böll House）。这个位于迪伦县（Düren）的村子朗根博赫（Langenbroich），异常的安静。来自中国的作家叶开已经回去了，院子里的住户，除了我们一家之外，只剩下来自突尼斯的作家哈苏纳·穆斯巴希（Hassouna Mosbahi），他偶尔过来聊几句。

邻居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倒是非常热心。她坐在轮椅上，由须发皆白的儿子推着来串门儿。她为我提供了伯尔小屋项目开办以来，所有来这里居住过的作家、艺术家和记者的名单，其中包括中国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和著名诗人、后来残忍地杀妻后自缢的顾城。他们曾经就住在我所居住的那套房子里。老太太给我讲了一些和他们的交往故事。

老太太对这个院子里的住客持之以恒的兴趣，让项目管理方感到不满，还曾正式致函让她少操些心。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整个秋天，她只来过两三次。每一次，都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温暖的阳光，和她讲的八卦一道，对我们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

冬天来了，再也没有见到老太太的身影。有一天，她的儿子过来说，母亲突然病倒了，从医院急救回来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跟喧嚣的广州和香港相比，这里安静得像是另外一个星球。我非常享受这种安静，但是也在想，对于两岁的女儿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除了家人，她每天交往的就是花园里的两匹马，一匹是黑色的，一匹是棕色的。项目主任西格伦·雷克豪斯（Sigrun Reckhaus），她的西格伦阿姨，每隔一周或者两周过来一次，就跟过节一样。

茹拉姐姐的出现，是女儿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茹拉姐姐热情友好，生气勃勃。女儿每天观察她的行踪，并向爸爸妈妈报告：“茹拉姐姐到花园去了。”“茹拉姐姐出门走了。”“茹拉姐姐回来了。”

原来她跟独裁者没有亲戚关系

和中国一样，叙利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中国一样，叙利亚对现代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出产了举世闻名的独裁者。

这个独裁者家族的名字叫阿萨德（Assad）。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统治叙利亚30年，直到2000年暴病身亡。接着上台的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残暴不让其父。2024年12月初，铁腕政权泥沙一般坍塌。

茹拉·阿萨德（Rula Asad）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成长和生活，正是在阿萨德政权的鼎盛时期。

她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如果还必须要有另外一份职业，那么她会选择做报道运动赛事的体育记者。她踢了三年足球，也学习了媒体专业，进入了报社工作。但她认为，在一个专制保守的社会，自己并没有机会当上一名真正的记者。

在那里，媒体都属于国家政权，所有的掌权者都是男性。男记者报道政治、经济和体育这些“硬新闻”，女记者只能报道文化娱乐、美容和烹饪等“轻松”话题。

茹拉不服气。刚开始，她发现报社领导都对她尊敬有加，还以为自己的勇敢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她告诉我们说，她很快明白了，因为她姓阿萨德。放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那就是报社领导以为她是“赵家人”——权贵家族的一员，自然要让她三分；而且还期待她能在独裁者那里美言几句，没准儿有机会得到意外提拔呢。

报社领导后来发现，原来她跟独裁者阿萨德没有亲戚关系，感觉“上当受骗”；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她不服从性别规训，也关心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造，于是认为她是一个危险分子，对她越来越不友好。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紧接着，一场推翻专制政权的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互联网带来了希望，也让全世界看见，跟全世界的人一样，阿拉伯人也热爱民主自由。

茹拉成为抗议运动的活跃分子，并希望这场运动得到及时而公正的媒体报道。这就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被逮捕进监狱。

2011年，茹拉获得德国一家女性权益组织的奖学金。来到欧洲之后，她可以自由地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报道叙利亚的抗议活动。不想失去这个自由，于是留在了欧洲。

茉莉花革命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伯尔小屋的书房里，我和茹拉一起跟着一位老师学习德语。很快，老师让我们分开上课。老师说，因为茹拉学习过荷兰语，德语学起来容易一些，已经甩开我一大截。老师没有说的是，她也比我要用功得多。

我在伯尔小屋住了一年，而茹拉只住了三个月。她往返于德国和荷兰之间，还忙于参加各种活动，因此我们聊天的机会很少，大多数见面只是远远的一声问候。

我没有机会跟她讲中国的政治迷因“你也配姓赵”，也没有机会告诉她，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迅速传到了中国。网络匿名发起者号召中国人上街聚会抗议，要求民主自由。发起者在中国多个城市指定了集会地点，到达这些地点的警察远远多过抗议者。

当局无法查找出这场抗议活动的发动者，索性扩大打击行动，抓捕了包括唐吉田、冉云飞和艾未未在内的上百位维权人士、人权律师、作家和艺术家。

2011年3月的一个周末，法国文化部邀请我去巴黎，和作家余华、学者展江和于建嵘一起，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大约正当我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时候，中国警察去了我在中国的家里。此前一个信息得到了证实：我也被列上了抓捕名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德国。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里的重逢

2013年，茹拉在欧洲和同道一起创建了叙利亚女记者网络（Syrian Female Journalists Network ，简称SFJN)，并出任执行主任。她们为叙利亚女记者提供在线培训和其他支持，鼓励她们报道政治、经济和体育等“硬新闻”，参与政治活动。

我从网络上看到，她努力参加各种活动，接受采访，成为叙利亚年轻女性的代言人之一。

最后一次在德国见到她的地点，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记得她说，她也在为德国之声工作。后来从新闻报道中看见，她还以嘉宾身份出席了2014年的德国之声全球媒体论坛。

2015年3月，我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简称CSW）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59届年会。

那天下午，听完作家、社会活动家帕姆·阿林（Pam Allyn）讲她帮助全球各地的儿童识字读书的故事，我转到旁边一个会议室，发现茹拉坐在讲台上，正在介绍叙利亚女性的生存与抗争。

活动结束之后，茹拉走过来和我拥抱。我们都很高兴在这里意外重逢。

她问起我女儿的情况，我说她已经上了三年幼儿园，秋天就要上小学了。

我们合影留念。回家之后，我拿照片给女儿看。她立即大声叫道：

“茹拉姐姐！”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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