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由于习近平自己成批地“消灭”了中国高级将领，以及乌克兰可望大胜入侵的俄罗斯，中共短期内“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但是，省下的导弹钱不会用来启动内需发展经济，不会用来改造小学危房减少地震伤亡，不会用来改造城市下水道防止洪涝灾害，还会用在侵蚀台湾方面，认知作战还会纵深发展，矢板明夫遇袭式“外包镇压”还可能增多。
日籍媒体人、台湾 “印太战略智库” 执行长矢板明夫上周在台湾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袭击。据报道，随后落网的廖姓主嫌33岁、籍贯广东、持香港特区护照，有黑帮及多项犯罪前科；案发前连续两天场勘；另有一名同行共犯已于案发前一日先行离境。警方当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成功拦截企图搭机飞往韩国釜山的廖男。
廖男的这些特性，为中共“外包镇压”模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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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义愤”背后的“外包镇压”
台湾陆委会将本案定性为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后首宗对台“跨境镇压”暴力案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随即回应，称此案"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个案"，并声称涉案男子是"出于义愤"做出相关举动。
“出于义愤”这一措辞泄露天机，暴露了中共以民族主义动员暴力并“外包镇压”的实质。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在2022年出版的《外包镇压：当代中国的日常国家权力》一书中，对中共“国家暴力外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该书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在推行征地、拆迁、城市化等可能引发民众抵制的政策时，既能有效压制反抗，又能将政治成本和合法性损害降到最低？
王慧玲研究的答案是“外包镇压”——国家不直接动用警察、军队等正式强制机器，而是把压制职能转移给非国家或半国家的第三方行为者。
其中一种机制就是“雇佣暴徒”。地方政府或开发商雇佣社会闲散人员、黑社会性质团伙来骚扰、恐吓钉子户和抗议者。
王慧玲用“外包镇压”理论来描述中国国内的政府日常权力运作。以“外包”的形式雇佣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随着近年来“跨境镇压”案例的增多，“外包镇压”理论也能有效地解释中共在海外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或者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现象。
“可推诿性”的反噬
“外包暴力”具有“可推诿性”(deniability)。在矢板明夫遇袭案中，体现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口中的“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个案”。然而，“外包暴力”可能“反噬”——国家权力难以掩饰自己作为雇佣老板的角色，并为之辩护（“出于义愤”），这就使得国家权力呈现出更加狰狞而又可耻的面目。
“外包镇压”第二种机制是“动员群众”或依靠“中间人”进行劝说。在征地拆迁或者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中，这些人包括居委会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红袖章）等基层人物，他们利用与居民之间的熟人关系、亲情纽带和社会情感来做"思想工作"，劝说拆迁户签约搬迁。这种方式借助社会关系网络实现顺从，成本低、阻力小，是一种更隐蔽的权力运作。
如果把这一分析框架借用于发生在台湾的“跨境镇压”，那么被动员的“群众”是谁？被利用的“中间人”又是谁？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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