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21年1月，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被测出违禁药物曲美他嗪阳性。根据媒体报道，国际反兴奋剂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情况应该立即让他们停赛。但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声称，这些运动员所入住的宾馆厨房出现“污染”，因此没有进行任何处罚。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在没有进行实地核查的情况下，认可了中国方面的处理。几个月之后，这些运动员畅通无阻地出现在东京夏季奥运会赛场，赢得数枚金牌并打破多个纪录，成为又一批“为国争光”的体坛英雄。

外界对此“厨房污染”一无所知，处理过程都是暗箱操作,直到最近媒体才曝光出来，引起国际舆论大哗。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Rahul Gupta）是WAD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根据他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他和他的团队直到上周才被告知此事。他的愤怒表明，他显然认为自己应该更早知道。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昨天（4月25日），WADA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自瑞士的科提尔（Eric Cottier）主持对此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就在两天前，WADA还坚持说没有证据表明此事需要重新调查。

科提尔先生的两大任务

改口之后的WADA至少给了科提尔先生两大任务：第一，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是否为运动员洗清禁药；第二，WADA对中国方面不干预的决定是否合理，其中包括WADA是否给予中国特别对待。

为此，WADA表示，科提尔将被授予“完全且不受限制地查阅WADA所有与此事有关的档案及文件权限”。

这个进展听上去令人振奋，但是稍加辨析则令人疑惑：第一，WADA当初并没有就此事进行直接调查，而是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解释。通过查看WADA的文件，就能厘清中国方面是否有组织地参与造假吗？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也会授权科蒂尔先生“完全且不受限制地查阅”相关档案及文件呢？答案是明摆着的：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是不实报道”，“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

第二，WADA已经承认，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它没有遵循自己已有的程序。单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已经受到了特别对待。在进一步调查之前，WADA是否可以就已经确认的事实认错并道歉呢？

这种特别对待的理由之一，是当时还在新冠疫情期间。疫情除了造成行动不便之外，作为一个国际监管机构，WADA恐怕也不难得出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政府和无所不受它管制的国内各种机构，缺少基本的诚信和透明度——连发展成为全球重大灾难的疫情本身，中国政府至今都拒绝国际专家前往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

俄罗斯的“制度性阴谋”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可能违规使用兴奋剂，但是政府控制的监管机构系统性参与造假，显然更容易发生在专制国家。因此，让人惊讶的是，在经历中国疫情广泛瞒报、彭帅案不了了之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同样是专制国家的俄罗斯体育监管机构系统性大规模作弊之后，WADA竟然还能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言听计从并秘密配合。

据WADA指派的调查官麦克拉伦（Richard McLaren）的调查，在2011年至2015年间，俄罗斯有超过1000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涉及30个体育项目，是由国家操纵的大规模服用兴奋剂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在2012年的索契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以13金11银9铜的成绩“傲视群雄”。

经过长达数年的反复调查和争讼，2020年12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认定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违规。因此，处罚俄罗斯在随后两年之后不得参加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如果俄罗斯运动员能够自证清白，可以中立身份参赛，但不得穿着、佩戴任何有俄罗斯字样的服饰，比赛现场也不得播放俄罗斯国歌。这种惩罚显然是针对麦克拉伦所说的“制度性阴谋”。

在当下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风波中，WADA一再强调，该机构官员接受了来自中国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就是酒店厨房“污染”导致违禁药物曲美他嗪检测阳性。这个国际机构真是健忘——在俄罗斯的大规模兴奋剂丑闻案中，内部爆料人透露，在调换了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的尿液样本这个关键环节上，就是俄国斯安全人员亲自出手的。

他们当然也会假装不知道，原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队医薛荫娴揭露，中国曾经由政府组织系统性推进兴奋剂的全面使用，数以万计的中国运动员在1980到1990年代集体使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薛荫娴因为说出真相遭受中国国安的威胁和迫害，在77岁高龄时前往德国政治避难。

区别可能在于，中国不只有不输于俄罗斯特工的国安人员，还有远远强过俄罗斯的国际公关手段，以及脸皮更加厚实的“战狼外交”团队。俄罗斯最终接受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同样的结果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中国。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调查兴奋剂的编辑部在专业实验室进行的模拟实验，中国方面声称的“厨房污染”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极低。更为可能的是，这些运动员在此前数周就已服用了该违禁药物。我同意这并不能被视为权威结论。但是，在我看来，比最终可能查出大规模违规造假更为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跟我们永远不知道新冠病毒在武汉都干了些什么一样。

祝科提尔先生好运！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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