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二十年前的一天，在广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年轻的妈妈，将手伸出窗外，指着街边一位环卫工人，大声对身边五六岁的男孩说：“看啊，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会像这个人一样没用，只能扫大街！”

今天，那位随时被人公然羞辱 的环卫工人，应该已经退休了吧。而那个被妈妈抓住一切机会激励勤奋学习的男孩，也长大了——只是不知道他正在“内卷”呢，还是已经“躺平”？

“躺平主义”近日成为中国互联网流行词。它的意思是，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听上去，它就是老一代人所说的思想消极，不求上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过它更具有主动选择和反抗行动的意义，因此被称为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解放，一种无声和无奈的反抗。

这是在它之前开始流行的另外一个词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导致的一种结果。那个词叫“内卷“或者”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它指的是文化模式达到某种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比如，官场的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又比如，在升学压力之下的”鸡娃”（彷佛打了鸡血似的强化学习和补习）现象。这也有老一代人更能明白的说法，那就是过度竞争、低水平竞争或者囚徒困境。

我之所以指出“老一代人的说法”，是因为“内卷”和“躺平主义”本身就是在一代一代地重复。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内卷之后的躺平。我担心它们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也采用了“躺平主义”的姿态，那就是管它娘本身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懒得去想它。

“屌丝”的怨愤去了哪里？

“内卷化”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各方面过度竞争的结果，却容易让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忽略了其中的制度因素。 “躺平”与否，首先也不主要是人生态度或者育儿观念导致，而是社会现实早已经写就的脚本。

当年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我，很想走过去对那位母亲说，不要教孩子歧视底层人。但是，我也知道，环卫工人所受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以及没有反抗的权利所决定的。如果那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他的确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同样经历饱受歧视和欺凌的一生。

这位妈妈如此焦虑，想必那个男孩也曾是一个“鸡娃”。很有可能，跟大多数“鸡娃”一样，在被逼着上了各种补习班之后，再也没有学习的内在动力，最后成为“内卷”受害者，正在感叹着要实行“躺平主义”了。

十年前开始流行的另外一个词，比“躺平主义”含有更大的怨愤。那个词就是“屌丝”。“屌丝”是本来就有的粗话“XX毛”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从贬低别人转换成自贬为主，是一种在价值观、人格尊严上的自我厌弃。

但是，我们发现，自我厌弃的“屌丝”们并没有放弃人生，而是“内卷”去做”肉鸡“，去做“屁民”，去当“韭菜”，去“996”，去做勤奋但赤贫的B站UP主，去当工作危险但报酬凉薄的外卖骑手，去做随身带着农药的货车司机……直到“躺平主义”流行起来。

不是谁想“躺平”就能“躺平”

据说“躺平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人家日本青年早就“躺平”了。泛泛地说，日本的不婚主义，台湾的“小确幸”，柏林的流浪艺术家，都算是某种程度的“躺平”。但是， “躺平”需要制度环境。从硬件上说，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福利，让躺下的人不那么容易饿死；它还需要真正的法治，让城市官员不能动辄驱赶“低端人口”。从软件上说，它需要更少歧视、更多尊重的社会文化，以及自我赋权、独立自主的观念意识。一会儿被忽悠着去恨日本人，一会儿被教唆着要去打台湾，一会儿要在海外“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抓汉奸，这样的青年是不大可能真的“躺平”的。

有人认为“躺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和中国古人的隐居。这并非没有道理，“躺平”也可以成为一种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但这更需要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以及对权威的蔑视。古希腊的故事里，亚历山大大帝来向第欧根尼求教，他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

中国古人的隐居，很多就是反抗，甚至是直接的政治反抗，比如整天纵酒长啸的“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官场经历和社会影响，就相当于今天的薄熙来和周永康没有坐牢，而是搞了一个社会组织，吃喝玩乐，写诗作文，讽刺和鄙视习近平的“中国梦”。

从知识分子今天的处境看，古人的隐居是一种多么奢侈的权利。1949年以后，中共做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知识分子的隐居权。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这就是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随后，大家都一起进入积极整人和被整的中共运动史。永别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躺平主义”道德标准。

至于今天的”屌丝“们，“内卷”太累了，“躺平”休息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产生了反抗社会的效果，或者说让当局感觉到了反抗的意味，他们一定不会让它发生。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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