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外界揣测将会强硬取态。但是，中国政府显然希望两国关系回到老路上，让它得以继续从全球化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向全世界推行专制价值观。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上周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感到好奇的是，这套蒙骗西方社会三十年的说辞，如今还会有效果吗？

让人不敢乐观的是，纽约时报社论版执行主编Kathleen Kingsbury女士撰文解释发表傅莹文章的理由时说，“这是中国政府关于乔·拜登(Joe Biden)当选总统的唯一官方声明，超越了通常的陈词滥调，因此我们认为它值得发表”。

作为一个贴身观察中国时事三十年的评论写作者，我不得不说，傅莹女士这篇文章，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

“最优雅的发言人”？

傅莹被中国媒体塑造为“最优雅的发言人”。在中国，“优雅”常常是一块遮羞布。为专制政府服务或者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人，是不可能优雅得起来的。

近年来傅莹发言有几次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是2015年3月，经过无数女性的不懈努力，中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准备提交审议。身为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发言人，傅莹说，"通过这部法的出台，能够提高我们全社会反对家庭暴力的公民意识，鼓励以德治家"。

反家暴立法正是对过去“以德治家”的一种现代化修正，认为涉及基本人权问题时，社会应该干涉家庭“内政”。傅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让女权倒退，强调"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她也只能表述得如此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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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恶性家暴案件频频发生。据澎湃新闻网报道，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到2019年12月底，仅公开报道的与家暴相关的命案就有942起，致死1214人，其中女性占76%以上。平均每五天就有三名女性因家暴而死。前不久，山东女子方洋洋因未生育而被夫家虐待致死，藏族姑娘拉姆被前夫用汽油大面积烧伤，山西朔州男子撞人后砸死妻子。这跟中国社会人权意识和法律机制不进反退密切相关。傅莹作为女性高官和人大常委委员，没有尽到保护妇女权益的职责。

另一次对傅莹发言印象深刻的是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德国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讨论中国通过华为公司出口数字专制主义，傅莹提问说，“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已经脆弱到像华为这样单独一家高科技公司就可以给它带来威胁的程度吗？"

她的提问在中国被称赞为充满了智慧。我实在不明白其中的基本逻辑：假如有人到傅莹家打劫，傅莹阻拦，对方呵斥道：“你位高权重，难道脆弱到害怕我一个区区小贼的打劫吗？“她会觉得荒谬吗？问题在于华为是否有威胁民主的勾当，而不是民主制度是否脆弱。

整篇文章只说对了半句话

傅莹上周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同样充满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全文中唯一正确的话是第一句“大国政治无边界”，而且只对了一半——小国政治也无边界。任何国家的政治作为，都会对人类整体文明产生影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文章后面的全部内容，都是对这句对了一半的陈述的背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专制大国，中国对全球带来的威胁已经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但是，它把这种焦虑的反应叫做“干涉他国内政”。傅莹说，“美方指责中国制度或者针对中国的国内政策采取行动令中方反感”。一个在新疆修建集中营关押百万无辜维吾尔人，在香港推行恐怖的《国安法》迫害民主抗争者，在国内以黑社会手段绑架人权律师，甚至开始肆意绑架台湾人、瑞典人和加拿大人的国家，对别人的批评觉得”反感”！这得多么冷血和傲慢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受到人权批评之后的反应，是紧张地辩解，称自己没有那么坏，美国也没有那么好。现在它在这方面倒真的“超越了通常的陈词滥调”，不一一辩解了，而是表示“反感”。这种冷血和傲慢让人不寒而栗。

和中国多年来的宣传套路一样，傅莹文章隐去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以及二者本质上一定会发生致命冲突的事实。“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也无需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这完全是在撒谎。中国当局随时都在担心美国民主制度影响到它的专制统治，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是它维持和扩大专制统治的最佳保障。

合作–竞争关系的前提是遵守同样的规则，而遵守规则的前提民主与法治。拜登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二十年前，他身为参议员坚定地支持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想象中国会兑现承诺，变成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法治国家——先让中国兑现这些承诺吧。否则，傅莹文章说谈到的所有合作，又将成为新的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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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Kingsbury女士说，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告诉你，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永远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三十年来，或者说七十年来，答案已经明确：代价比西方人预想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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