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愿荣光归香港》本周正式成为政府禁歌。香港法院周三（5月8日）宣布判决，批准港府律政司的禁制令上诉，颁令禁止传播、演奏、印刷这首示威歌曲的内容。

从禁止游行到禁止歌唱，香港堕落的速度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想想它已经是中共完全控制的地方，似乎也尽在“情理之中”。跟中国大陆不同的是，一套公开行之有效的宣传系统还没有在香港建立起来，还需要假扮法治社会。中国大陆的宣传部门禁歌无数，但鲜有麻烦“人民法院”的例子。

通过法院来建立专制权力，让人想到德国纳粹夺权前后的历史。希特勒鄙视法院，但同时不得不屈尊就卑照顾法律的权威。“我们进入法律机构，并将以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党成为决定性因素。”希特勒1930年在莱比锡审理一起军官案的法庭上说，“不过，一旦拥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力，我们将把政府塑造成我们认为合适的样子。”他如愿以偿获得权力，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内部血腥清算行动之后，也不得不向公众解释：“如果有人指责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我只能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负责，因此我也是德意志人民的最高执法者！”

出于种种原因，西方社会很不情愿以纳粹历史来警示中共政权，认为中共虽然也禁言禁歌、迫害异议人士、建立“教育集中营”甚至还饿死几千万人、斗死几百万人，但仍然没有纳粹那么坏。讽刺的是，当年纳粹夺权过程中的主要政敌就是共产党，包括很多犹太人在内的德国人的想法是：纳粹再坏，也不可能比会建立列宁式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更坏啊。

列宁也的确鄙视过德国人。据说列宁曾经难得幽默地评论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可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因为他们去袭击火车站时，首先会秩序井然地排队购买站台票。列宁没有想到的是，希特勒可以让人们先袭击火车站，再回头秩序井然地排队买站台票。

人类的悲剧就在于，“比坏”是没有底线的。

谁是纳粹分子？

从《愿荣光归香港》被禁联想到纳粹历史，并不是我敲键走神了，而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香港为禁歌辩护的官方喉舌竟然一再地援引法西斯历史，生怕人们不知道历史悲剧正在重演似的。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为禁令辩护时说，不应只纠缠于歌曲中某段歌词或旋律，也要考虑背后理念，并举例指二战后意大利政府禁止法西斯主义。香港中共官媒《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说，德国和奥地利也在二战后亦出台了类似法例，诸如《亲卫队在敌境前进》、《前进！前进！吹响嘹亮的号角》、《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等等与纳粹有关的歌曲，均被列为禁歌。

看来汤家骅也知道，《愿荣光归香港》的歌词和旋律，和法西斯宣传歌曲有天壤之别。但是，所谓“考虑背后理念”是“高级黑”吗？难道他不知道“背后理念”差别更大，一个是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一个是政党专制宣传吗？纳粹上台之后，《大公报》提到的这几首歌都成为执政党的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也被称为第二国歌）和军歌，与之相应的难道不是《义勇军进行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吗？喉舌们的意思是，未来实现民主之后，也应该禁掉专制政党的这些宣传歌曲吗？

这些官方喉舌大概以为这样的类比可以将抗议民众污蔑为“暴徒”，然后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似乎不知道，这完全是在照搬纳粹当年的伎俩。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希特勒及其爪牙明明知道纵火犯单枪匹马，但仍然迫不及待地污蔑政治对手（共产党和社民党）为“暴徒”，同时宣称自己是爱国者。“邪恶的毁灭计划使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变成一片浸满鲜血的废墟”， “一个不剩地消灭这帮赤匪”。

然后他们胁迫总统兴登堡签署法令，纳粹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对集会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对通信、电报通讯和电话交谈之隐私权的违反，搜查证的批准，没收令的发布，以及对财产权的限制，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均不受法律的约束”。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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